行者说历史22-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1930年到1936年期间，虽然是鲁迅先生一生中的最后阶段，却因为被奉为新成立的在社会上乃至国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精神领袖”，他的名声和威望达到了顶点。然而，据说这几年鲁迅先生实际上从未参加过左联的任何会议，只有联络员不定期给他带来一些工作开展和活动进展方面的消息。

左联的实际领导者是周扬，这是一个在当时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1908年出生），1927年入党，不仅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还荣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等职务。

周扬可能是一个很看重“名声”的人，在建国前就自诩为党内数一数二的写手兼文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传承人）。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扬还与党内另一位著名“秀才”胡乔木起过冲突，但因为胡乔木的“秀才称号”和政治地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是伟大领袖“钦点”的（注1），所以周扬似乎没有占到上风，并在几年后（1989年）黯然退场。

不过，鲁迅先生尚健在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周扬还是“踌躇满志”的，尽管他在表面上一向对鲁迅先生充满了敬意，却始终坚持认为，他是“党在左联的代表”，这个权威地位是绝对神圣的，并且是可以与鲁迅先生平起平坐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周扬“积极”放任——甚至不能排除暗地里的支持——左联中的激进派、极左派对鲁迅先生展开攻击。比如在1932年，鲁迅先生给时任《文学月报》编辑的周扬写了一封公开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指出“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同时强调“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结果，仅仅三个月之后，周扬的党羽——丘东平和祝秀侠便公开发表文章，声称鲁迅先生的公开信“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

单就此类争论的本身来看，也许可以限定于学术研究和思想交锋的范畴，但需要特别注意的历史背景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三十年代前半期，我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是相当激烈，甚至残酷的。比如在面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以非正常手段“清洗”了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一大批领导人，像许继慎将军（注2）等。而鲁迅先生被周扬及其喽啰们给戴上了这么一顶“大帽子”，如果他是党内人士，或者说如果他身在根据地，恐怕后果就与许继慎等人无异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上海滩花花世界”和人民公敌蒋委员长居然保护下了鲁迅先生的安全，让其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来自“革命者”的攻击。

要说这可真是历史的惊奇之处。蒋介石集团明明是“横眉冷对”的靶子，却一直没有对鲁迅先生采取任何“毁灭性措施”，据说在鲁迅先生1936年逝世后，还安排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给“遗孀”（鲁迅先生原配夫人）朱安送上一笔蒋委员长交待的“抚恤金”。而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自己阵营的“同志”，倒时不时制造麻烦，使得鲁迅先生除了应对传统对手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外，要把大量精力花在左联等组织内部的消耗上，同时还要以忍辱负重的态度来维持着“革命阵营”表面上（外在形象）的团结与统一。

据说周扬后来还组织过对胡风的攻击，因为胡风的桀骜不驯的个性，损害了周扬“根据党的指示”在左联日常运作过程中自己事先内定好的政策，虽然这需要被视为一种“常见“的形式主义^_^。三十年后（1952年开始），胡风还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关押了二十多年（1978年获释）。据说在胡风获释两年后（1980年），周扬假惺惺地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来看望，但仍坚持要求胡风认可“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胡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可惜，没等胡风屈服，中央便发出76号文件（1980年9月29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这可真是打得文艺界“大BOSS”周扬的脸啪啪响啊。

对了，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大家注意，那就是1936年，周扬“奉斯大林元帅”之命，亲手解散了自己领导和控制的左联（注3）。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或是提出改革方案，包括鲁迅先生。但是在周扬心里，自己的“政治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别人的感受和事业的意义，那都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周扬不遗余力地整别人，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自己也“自然而然”的成为被整的对象，而且是林彪、“四人帮”两大集团都选中的大靶子，足足被关押了近十年。不知道，这算不算“到头终有报”呢。文革后，周扬虽然是复出了（1979年），却只坚持了四年，就变成了植物人（1983年），然后，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人的“然后”了。

前面所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和周扬交锋过后，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跑到中央党校，宣讲了一篇批判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重要著作，而周扬在历史上，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其保守主义、专制主义的形象愈加“丰满”起来。

行者认为，人哪，还是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而掌握了一些资源，一些权力，获得了一些成绩，一些肯定，更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否则，人民群众的评价，历史的评价可都不好说哦。

其实周扬还有一位老同事，叫冯雪峰，当时在左联他们就是战友，而冯雪峰被普遍认为是鲁迅先生坚定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与周扬充满了争议的一生评价相比，冯雪峰显得很纯净。其故居有幅对联，为“生为人杰捍卫党的旗帜，死犹鬼雄笔扫尘孤妖。”

所以说，千万别重蹈周扬的覆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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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胡乔木在上世纪三十年初期参加革命，1941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并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在党内，胡乔木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首，建国后，毛泽东还亲自为胡乔木（时称‘北乔’）和乔冠华（时称‘南乔’）共同命名。

注2：许继慎是我党最早期的著名军事领导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即参加革命。1924年考取黄埔军校，同年入党。1925年许继慎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对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中崭露头角，北伐中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后叶挺升师长，许继慎升团长）。1930年许继慎抵达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鄂豫皖特委委员。1931年，张国焘把持鄂豫皖苏区大权并开展肃反运动，因许继慎反对其冒险进攻，远离苏区的错误方针，被张国焘悍然杀害。史学界普遍认为，如果不被张国焘所害，许继慎以其资历，建国后至少是元帅之一，不在徐向前之下。

注3：

1935年11月，通过美国著名驻华记者史沫特莱的转交，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这个莫斯科的“太上皇机构”及其代理人在信中，直接要求解散左联。鲁迅先生对这封信未予置评，后将这封信转给了周扬，然而，周扬“认真”执行起了数千公里外的遥控指挥命令。

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曾经根据周扬的要求，向鲁迅先生“征求意见”（实际上周扬也已经先内定了解散的具体安排），而鲁迅先生表示：“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后来茅盾先生也明确表示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周扬均未予理睬。

左联的解散主要有以下原因：

1、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对中国革命施加的错误影响，实际上那个时候党内仍然未形成统一的、正确的导向。

2、受所谓的“建立更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想法的误导，而实际情况却是，周扬等人所推动的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划线等政策，才是破坏左联团结和争取更广泛支持的各奔原因。

3、当时周扬与胡风已经基本决裂，而胡风常常是鲁迅先生与左联的联络员，这也就意味着鲁迅先生已经失去了和左联的联系，再也无法阻止左联的溃散，以至于在1936年鲁迅先生对采访他的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以及徐懋庸澄清道：“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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