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34-隋朝

一、隋朝概况

隋朝开始于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让给丞相、外戚杨坚（注1.1），结束于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杨广。同年，李渊逼迫隋炀帝南巡时奉命留守故都长安的杨侑yòu（谥号：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公元619年，王世充逼迫留守东都洛阳的杨侗dòng禅位，改国号为郑。隋朝总共持续了38年。

隋朝终结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长达372年的大分裂（公元317年-公元589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时期，拉开了第二帝国（隋唐帝国）的序幕，为唐朝盛世奠定了基础。

按照皇家姓氏命名朝代的传统，隋朝又称“杨隋”。

注1.1：杨坚之女杨丽华是北周静帝的嫡母，不是生母。杨坚与北周静帝没有血缘关系。

二、隋文帝

（一）开皇律

北周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但较为繁杂和严苛，比如有官员在公文中写了错别字，都要杖责。隋文帝在北周辅政期间，即开始对法律体系做修改完善，到了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公元583年），终于制定出《开皇律》。相对于之前北周（<大律>）、北齐（<北齐律>）的法律，《开皇律》内容更简洁，提倡人道，注重程序合规，删除了大量判处死刑的项目，规定死刑要逐级上报到皇帝处批准，废除了宫刑等残酷刑罚。《开皇律》后来成为唐朝法律体系的蓝本，对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各国（包括）的法律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倭国（日本）、高句丽（朝鲜半岛）、交趾zhǐ（越南）、后来的吐蕃、南诏，再后来的大理、辽、宋等朝代或政权。

隋炀帝时期（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对《开皇律》再次做修改完善，增加内容，减轻量刑标准，并吸收南朝《梁律》的内容。但《大业律》具体实施的不太好，有历史学家认为是隋炀帝“矫情饰行，以钓虚名”的产物。

（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

为了强化基层治理，稳定统一后的全国局势，也是为了与士族门阀争夺人口，隋文帝启动了两大工程。一个是大索貌阅，即开展人口普查，将全国民众的体貌特征和身份信息详细登记在册，作为日常管理和课税的基础。另一个是输籍定样，这是一种税收制度，将几百户民众划为一个征税单位，根据其资产水平来征税。

（三）兴建大兴城

隋朝建立的时候，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留下来的旧长安城有些狭小和杂乱，于是隋文帝任命宰相（时称：左仆射yè）高颎兼任营建新都总监，而宇文恺以副监身份具体主持，在旧长安城东南21里的龙首原南坡建新的都城，旧长安城在龙首原以北，更靠近下游的渭河。因为隋文帝曾受封大兴公，所以新都城被命名为“大兴城”，皇宫称大兴宫，皇宫正殿称大兴殿，皇宫北苑称大兴苑，大兴城东半边所属的万年县改称大兴县。大兴城吸收了北魏洛阳城、北齐邺城的经验，并充分利用了当地略有起伏的地形，引水入城，又远离了先前城址位于下游，渭河南北摆动等因素导致的洪涝灾害。

大兴城外郭城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约36.7公里（东南芙蓉园有转角），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城墙为夯土版筑，最宽处达12米，城外有宽9米，深4米的护城河。城墙东、西、南三面各有三个城门，正中的南门名为“明德门”，是都城的正门。城内（宫城之外）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城内主干道很宽，中间略高两侧略低，两侧有沟渠用来排水。城中东有“都会市”，西有“利人市”，为主要贸易集市。城内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引城外的浐水、交水和泬jué水入城。宫城北面的城外有大兴苑，既是皇帝的游猎区，也是宫城北部的防御地带。

大兴城的设计留传后世的主要包括：一是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大街，对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正南门，全城严格遵循对称格局。二是皇宫、官署、民居不再混在一起，而是相对分开，安全实用，宫城象征北极星，位于北面正中，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薇垣yuán，外郭城则是象征更外层环绕拱卫的群星，这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映射，民居面积也大幅扩张，占全城总面积的88.8%。三是纵横交错的十字街，让整个城如棋盘状，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坊和东、西两市，里坊制是隋唐时期都城和其它城典型的布局，只是数量和大小有差异，宋朝以后，里坊不再各自封闭，但街道结构未变，唐朝中期，白居易登高俯瞰长安城，发出了“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感叹。四是由于城市规模扩大，城内开始分属两个县管辖，隋朝是长安县、大兴县，两县均隶属于雍州（隋炀帝时改为京兆郡），唐朝是长安县、万年县，直到清朝亦如此，京师分属大兴县、宛平县。

下图为隋朝时的大兴城，由长安县、大兴县分辖

（四）开皇之治

隋朝延续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废除之前的部分苛捐杂税，统一全国后还免除了南朝陈的十年赋役，让天下休养生息。开皇初年全国有三百六十多万户，攻下南朝陈增加了五十万户，经过数年恢复和发展，全国人口增加到八百七十万户。

隋文帝以身作则，在全国推行节俭之风，如果没有宴会，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荤菜。

隋文帝励精图治，隋朝进入海清河晏的盛世，史称“开皇之治”。

（五）隋文帝晚年和接班人选择失误

然而，隋文帝在晚年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大兴土木，修建仁寿宫，造成数以万计劳工的死亡。

隋朝建立之初，实行亲王出镇制，皇帝委派亲王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以此巩固杨氏皇室的统治。隋文帝从机制、政策、僚佐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设计，防止亲王在地方上坐大，但亲王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还是出现了西晋时期宗室尾大不掉的情况。隋文帝的三子杨俊（秦王），四子杨秀（蜀王），五子杨谅（汉王）先后被废被囚甚至被杀，朝中许多元老重臣也卷入了争斗。

隋文帝生性多疑，太子杨勇比较老实，渐渐不得宠，次子杨广（当时为晋王）善于“演戏”迎合隋文帝的喜好，一步步上位，取代了自己哥哥。有史料记载说，隋文帝临终时，意识到了杨广的阴谋，想召回杨勇，但杨广立即发动宫廷政变，弑父，即位后又伪造隋文帝遗诏，赐死哥哥杨勇。

三、隋炀帝

（一）隋唐大运河

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和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东汉末年开始，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大量人口迁徙到南方，带来资金、工具和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加上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南北朝末期，南方的经济和农业生产已基本赶上北方。隋朝继续定都于关中地区的长安，但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军队迫切需要南方富庶地区的粮食和相关物资供给，而此时关中地区由于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耕地紧缺和质量下降，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此外，北方的突厥jué，东北的高句丽gōu lí已经坐大，成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北方各处戍边军队的需要，以及在辽东多次征伐高句丽的那些军队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就地屯田等方法所能供给的限度，使得开凿一条贯穿南北大部分国土的大运河，被提上日程。隋朝的大运河动工于公元605年（大业元年），完工于公元610年以后。

隋朝的大运河主要分为四段，从北向南，第一段叫做永济渠，从涿郡（今北京）向东南经天津，再转为向西南，经山东临清，最后沿着黄河北岸，在汴州（今开封）附近汇入黄河，这段大运河沟通了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有利于运输物资到华北北部和辽东地区，支撑了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同时威慑北方的契丹，东北的靺鞨mò hé。第二段叫做通济渠，从洛阳开始，在黄河南岸向东南，利用汴水、泗水的部分河道，在清江（今江苏淮安）以西汇入淮河，这段大运河沟通了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第三段用的是之前已有的“邗hán沟”（又称‘山阳渎’），对河道做了一些改造与升级，从淮河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到长江北岸的江都（今江苏扬州），沟通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第四段叫做江南河，从长江南岸的镇江（扬州对面），到钱塘江岸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

在以上这四段运河之外，隋朝在公元584年左右先开挖了广通渠，从南方运来的物资可以在运抵汴州、洛阳之后，继续沿黄河逆流而上，在三门峡-潼关附近转入广通渠，一直抵达长安。实际上，黄河三门峡段以及渭河下游的通航问题，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开始着手解决，当时开挖了漕渠，以长安为起点，一路向东，基本上与渭河平行，但做了截弯取直的走向处理，能够节约时间，并避开渭河河道的险阻，到潼关附近汇入黄河。汉朝时漕渠的走向，与隋朝时广通渠大体相同。不过，黄河三门峡段河道中央的砥柱石（中流砥柱），在古代相对有限的技术条件下，一直无能为力。汉朝时，曾派人劈山凿石，但掉落下来的石块，反而使得黄河的急流更加凶险，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史料记载，隋朝的大运河“渠广四十步”，隋朝时五尺为一步，当时一尺相当于今29.6厘米，据此算出隋朝大运河宽度约为59.2米。隋唐大运河在后世经历了多次修整，有历史学家推算，最窄段不少于30米，最宽段可能达到100米。前几年新建成的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宽度不过50米，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元明清时期建成的）宽度大都在18-22米之间。

隋朝大运河总长超过2700公里，当时的普通船只一昼夜能走一百里，从长江北岸的江都到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郡，只要一个多月，比陆路交通快的多。运河沿岸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商业城市，比如江都、洛阳、涿郡等等。

下图为隋唐大运河。桑干水是今“桑干河-永定河-海河”，浙江是今钱塘江，吴州是今苏州

唐朝继续使用隋朝的大运河。安史之乱中，北方经济遭到较大破坏，加上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过度采伐和过多人口造成森林覆盖率降低，水资源减少），南方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北方。安史之乱后，河北、河南一带的藩镇仍为叛军的残部或“投诚”者所控制，中央无法从中收取赋税。于是唐朝政府更加依赖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从东南收取赋税和物资，转运到关中与河洛地区，以支撑庞大的中央机构的运转。

不过，黄河三门峡一段的通航困难问题，唐朝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安史之乱前，洛阳以西的漕运就经常发生翻船等事故，或是由于水位过高/过低而无法行船。唐朝政府不得不在洛阳（洛河汇入黄河处）一带将水运的货物卸载，装车通过陆运进入关中地区，或是在汴州（今开封）、洛阳、陕州（今三门峡）等地区建立转运粮仓。唐朝中期以后，确定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注3.1），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的原则，这种分段式的漕运，是对运河通航能力局限性的妥协。

隋唐大运河的兴建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兴建过程中，隋炀帝私欲膨胀，打着巡视河工和江南地区的名义，斥巨资建造上有豪华宫殿的巨型龙舟，征发沿河大批民夫拉纤，穷尽民力，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隋唐大运河“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又记载“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注3.2），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离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硃zhū鸟、苍离、白虎、玄武、飞羽、青凫fú、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翕xī、黄篾miè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馀yú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馀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艟cáo yú、八棹zhào、艇舸gě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zhú lú相接二百馀里，照耀川陆，骑兵翊yì两岸而行，旌jīng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轝（yú 通‘舆’，意思是：（运输用的）一车），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yù 吃饱了），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隋唐/京杭大运河方面的博物馆有：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元朝到明清的京杭大运河），杭州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宿州的汴河博物馆（通济渠的埇yǒng桥段，宿州中心城区为埇桥区），还有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通州区）。

（二）粮仓

作为大运河的配套工程，隋朝的大运河沿岸修建了黎阳仓、河间仓、长平仓、广通仓等，后来又在东都洛阳周边修建了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这些粮仓规模都很大，比如回洛仓的面积相当于50个足球场。这些粮仓储存了当时全国一半以上的粮食，堪称现在的“国家（战略）储备粮”。隋朝末年，起义军纷纷抢占粮仓，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断绝隋军的供给。比如回洛仓被李密攻占，黎阳仓、永丰仓被杨玄感攻占，李世民也曾倾尽全军之力攻占隋朝的仓城，并截断大运河，给隋朝以致命打击。隋朝结束后，粮仓里储存的粮食被初建立的唐朝所用，支撑唐朝发展出“贞观之治”。隋朝粮仓设计先进，建筑牢固，直到北宋时期仍被广泛使用。

（三）驰道

驰道最早出现于秦始皇时期，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后来历朝历代均做过整修、维护。隋朝时，驰道宽度由秦朝的50步扩展到100步，长度也延伸至3000里。有史料记载，隋朝的驰道主要是为了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之用，但是在客观上完善了北方地区的交通网，加速了南北方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四）兴建东都，迁都洛阳

隋唐大运河建成之后，洛阳成为全国水路交通的中心，也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隋朝和唐朝时期的历史学家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洛阳每年“郡国舟船辀轳zhōu lú万计”。元朝时期的《河南志》记载，洛阳“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唐朝初年，陈子昂（<望幽州台歌>作者）在《上军国机要事》中说：“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hú”。唐朝末年到五代时期的王溥在《唐会要》中说：“神都帑tǎng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yǎn，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

隋唐洛阳城同样是宇文恺主持设计和建造的，南北横跨洛河，分为外城、皇城（太微城）、宫城（紫微城）三重，外城周长28公里，城垣全部用夯土筑成，基址宽15-20米，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西城墙长6776米，北城墙长6138米，城墙外有宽13米，深2.5米的护城河。洛水穿城而过，左瀍chán河右涧河，山、水、城相融，是中国第一座山水都城。

下图为唐朝时的洛阳城，隋朝时的差不多

（五）专题：洛阳周边的山川形势

汉魏和隋唐时期的洛阳古城均位于伊洛盆地中央，横跨洛河两岸（古城主体在洛河北岸，山南水北谓之阳）。伊洛盆地又称洛阳盆地、伊洛平原、伊洛河谷，主要由伊河、洛河的泥沙冲积而成，北面还有涧河、瀍河汇入洛河，周围环绕着周山、熊耳山、外方山、万安山、嵩sōng山、邙máng山等。与“八水绕长安”（渭、泾、沣fēng、涝、潏yù、滈hào、浐chǎn、灞bà这八条河）相同，有“五水荟huì洛”的说法，指的是洛阳附近的黄河、洛河、伊河、瀍chán河、涧jiàn河。

伊洛盆地很早即为定都之地，有多个国都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夏朝中晚期都城（斟鄩xún）遗址、偃师商朝都城（注3.3）遗址、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这又被称为“五都荟洛”。《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间。”司马光在《过故洛阳城》写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实际上，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共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都城，被称为“十三朝古都”。

下图为洛阳附近夏朝到隋唐的国都位置。

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京师（洛阳）震惶，汉灵帝任命何进为大将军，主持在洛阳周边设置八个关隘，拱卫京师，分别为函谷关、伊阙què关、大谷关（又称：太谷关）、广成关、轘huán辕关、旋门关（在成皋关、武牢关、汜水关、虎牢关遗址上或附近）、孟津关、小平津关，史称“八关都邑”。

下图为伊河龙门石窟附近的伊阕关遗址，关城早已不存

下图为洛阳附近的山川和关隘。

洛阳与长安的周边山川形势相似，都是环绕着一圈山脉，形成天然的屏障，中间为河流谷地（冲积平原），平坦、肥沃，在一定程度上能供给粮食。

与长安相比，洛阳的优势有：一是更靠东，离华北、华东、江南等地区更近，控制力更强，西周在丰京、镐hào京这一组旧都（史称：宗周）之外，又新建了洛邑这个新都（史称：成周），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东方和南方新开拓的疆土。二是在洛阳征收和运输粮食更方便，而且不用经过三门峡-潼关这一段黄河天险。

洛阳的劣势有：一是周围一圈山脉没有那么完整，孔道较多，不容易防守。二是虽然有八个关隘，却没有防御纵深，任何一个关隘被攻破，洛阳城及其周围的大平原便直接暴露在敌军面前，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攻破洛阳东面的虎牢关（在今天郑州荥xíng阳市汜sì水镇的黄河南岸），董卓就吓得直接烧了洛阳城，遁逃，而在战国时期，东方诸侯联军攻破函谷关，秦军只是后退到潼关一带，还在策划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结果诸侯们都不敢再向前了。三是伊洛盆地仅有4300平方千米，而关中平原则有12300平方千米，南阳盆地更是达到了36635平方千米，随着国都及附近人口的增加，耕地渐渐不够用，城市扩张也受限，伊洛盆地仅有洛阳一个地级市，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却涵盖了西安、咸阳、宝鸡、铜川、渭南等多个地级市，近代以来洛阳市的发展不如郑州市亦为此原因，洛阳仅有一个地级市规模的纵深，郑州却能有诸多卫星城，并辐射到开封、许昌、平顶山等地级市，建立城市圈，甚至向北跨过黄河，辐射到焦作、新乡等地级市。

刘邦建立西汉之初，对于定都在何处，犹豫不决，其手下多为山东六国的人，主张定都洛阳。刘邦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说：“雒luò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xiáo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后来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朝中央军从容出击，关中地区一直稳定提供后勤保障，而叛军始终未能攻入关中地区，充分证明了张良当年建议的正确和远见。

注3.1：河阴，位于今河南省郑州荥阳市，黄河南岸古汴河口，当时有河阴县、河阴仓。渭口，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渭河南岸。

注3.2：隋炀帝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隋朝一尺合今天29.5厘米，四十五尺合13.275米。长二百丈，隋朝一丈合今天2.96米，二百丈合592米，这个数值明显不正常。有历史学家认为，此处应为传抄过程中有误，实为‘二百尺’，合今天59米，这是当时能够造出来的大型船只长度。

注3.3：偃师商朝都城又称“西亳bó”，当时传说是“帝喾kù之墟”（曾经的帝喾建都的地方），帝喾为高辛氏，五帝中排第三位，黄帝曾孙，商、周两朝的先祖，商汤在“帝喾之墟”建都，有“从先王居”的意思。偃师商城遗址有三重城垣，由外到内分别为大城、小城和宫城，南北长1700米，东西最宽有1215米，面积达190万平方米，四面皆有城墙及城门。“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其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下限约为公元前1400年，持续了两百年左右。小城西北部紧贴着夯hāng土城墙的区域发现了商朝的国家粮仓——囷qūn仓，基址为圆形，直径近10米，深0.3米至0.5米。圆形建筑基址从西向东共有8列，已经探明的有23座，经测算，这些囷仓存满粮食，够7万人吃一年。

下图为伊洛河汇入黄河处

洛阳的博物馆主要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偃师博物馆（原：偃师商城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河南古代壁画馆/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等。

四、隋朝的终结

（一）隋末农民起义

隋文帝时期，采取了比较稳重、谨慎的对外政策，坚持“务安诸夏，不事要荒”。隋炀帝时期，在国力增强，日益富庶的基础上，四处出击，大打出手，向东派水师登陆台湾岛（当时称：流求，与倭国的流求（今日本琉球群岛）混称），向西征讨吐谷浑，向南征伐林邑（越南南部），向北征讨突厥。公元612年（大业八年）至公元614年，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屡次无果而返。

修建大运河与三征高句丽，隋朝国力受损，国内矛盾激化，还加重了广大民众的负担，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导致农民起义更多地爆发，最终让隋朝覆亡。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的前期准备阶段，就发生了许多被要求提供军粮、战马和其它军用物资的民众，以及被征发运输军需品的民众大量逃亡的事件，隋朝各级官员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破产和反抗。齐郡邹平（今山东省滨州邹平市）长白山（不是东北的长白山）的王薄，转战山东、河北的前隋朝低级军官（二百人长）窦建德等起义军此起彼伏，让隋炀帝和前往镇压的隋军疲于应付。王薄（也有史料记载是王薄的属下）创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唱道“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民谣是在东汉末年，当时民间传唱道：“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奈何望欲平。”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过程中，由于攻打辽东城严重受阻，加上隋炀帝猜忌，杨玄感在大后方——永济渠南端的黎阳（今河南省鹤壁市浚xùn县）造反，其父亲杨素是带兵打败突厥的名将，并曾帮助隋炀帝成为太子并登基，他与隋炀帝的决裂，意味着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杨玄感被平定了，隋炀帝在佞nìng臣的怂恿下大开杀戒，杀了三万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证明是冤杀），流放六千多人，杨玄感围攻东都期间开仓赈zhèn济的普通民众，也被集体坑杀，以此来恐吓全天下人，虽然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有效的，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因为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大部分军队都没有按期抵达涿郡，隋军从怀远镇（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原辽中县）辽中镇）班师回朝途中，隋军王世充部的杨公卿还浑水摸鱼，尾随劫掠了隋炀帝御驾的队尾，抢得御马等物资，此时，中原、河北、江淮三个区域，农民起义如火如荼tú。

《隋书·食货志》记载：“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cú yǔn死亡），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jià，不足以救饥馁něi，妇工纺绩（把麻或其它纤维捻成线），不足以赡资装……宫观（宗教建筑统称）鞠jū为茂草（杂草塞道），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dàn食，十而四五……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借机鱼肉百姓）……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něi（安分守己则无法忍受饥寒），死期交急（死期迫近），剽piāo掠则犹得延生（抢劫掠夺则还可以活下去），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这已经是官逼民反，普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场面。《旧唐书·李密传》中说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是成语“罄qìng竹难书”的出处。

隋朝末年最有名的起义军，莫过于翟zhái让、李密的瓦岗军。翟让最早在瓦岗寨（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起事，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攻破了要塞金堤关（在今河南省郑州荥阳市），隋军“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失败，命丧战场，瓦岗军占领荥阳一带。次年，瓦岗军又攻破了洛阳附近的粮库洛口仓（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逼近洛阳城，定国号“魏”。不过，瓦岗军由于其内部相互猜忌，加上宇文化及、王世充带兵前后夹击，终归失败，翟让被杀，李密投降了隋炀帝安排留守东都洛阳的越王杨侗。瓦岗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后世许多小说的素材，比如《隋唐演义》。

下图为瓦岗军主题的小人书

（二）隋朝的终结

隋炀帝在农民起义的重重包围之下，听信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的建议，南下江都避难。隋炀帝的最后岁月愈发胆战心惊，选择每日醉生梦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记载，某日“帝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zhuó之？’”公元618年（大业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勒死隋炀帝，隋朝实质上灭亡。

隋朝皇室的其他成员沦为乱世中军阀争霸的筹码。

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5月，隋朝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11月攻下长安，拥立隋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的三子杨侑，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第三任皇帝），李渊任丞相，进封唐王。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杀隋炀帝，拥立隋炀帝侄子、秦王杨浩为帝（第四任皇帝），但未改元（仍用隋炀帝的‘大业’年号），不久又将其杀害，无谥号，宇文化及自己称帝，国号为“许”。同年6月，李渊强迫隋恭帝禅位，自己称帝，国号为“唐”，李渊为唐高祖。隋炀帝死讯传到洛阳后，留守在那里的“七贵”（段达、王世充、元文都、卢楚、皇甫无逸、郭文懿、赵长文）拥立隋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的次子杨侗为帝，改元为皇泰，是为隋末帝（第五任皇帝）。

公元619年，王世充废黜杨侗，后将其杀害，至此，隋朝的皇帝世系全部结束。

隋炀帝的嫡次子为杨暕jiǎn，杨暕三子为杨政道，公元618年（大业十四年），杨政道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被宇文化及杀害，次年，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打败，杨政道流落到窦建德处。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派使者到窦建德处，迎接杨政道，拥立为“隋王”，史称“后隋”，把东突厥境内的中原官吏和民众交给其管辖。不过，历史学界大都不承认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正月，唐朝名将李靖攻破东突厥，杨政道投降，前往长安。

下图为隋朝皇帝世系

（三）唐的崛起与统一

隋朝末年的起义军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原、江淮三大区域，最强大的三支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瓦岗军，黄河以北的窦建德军，江淮地区的杜伏威、辅公祏shí军。

当时的割据势力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民起义军，主要包括山东的王薄，黄河中游（洛阳附近——的翟让和李密（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同区域的高士达，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河北南部（黄河北岸）的刘黑闼tà等。第二类是隋朝残余，主要包括留守大兴城（长安）的杨侑，留守东都（洛阳）的杨侗。第三类是军阀，其中有部分从隋朝的官僚和军头转化而来，主要包括太原的李渊，洛阳的王世充，河南东部至山东西部流窜的宇文化及，陕北的梁师都，山西北部的刘武周，陇西的薛举和薛仁杲父子，河北北部的罗艺，长江中游的萧xiǎn（南朝梁宣帝曾孙）等，早期还有洛阳东面的杨玄感。

李渊对各地的割据势力采取了逐个击破的方略，先是收降了被宇文化及、王世充大伤元气的瓦岗军，然后奇袭了王世充、窦建德，又击败刘黑闼，接着南下江淮平定杜伏威、辅公祏，最后运用招降或武力攻灭方式，至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全国，也就是说，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尚未完全统一。

下图为隋末割据形势，粉红色区域分别为河北、中原（瓦岗军）、江淮三大农民起义最集中的地区

五、隋朝的疆域（领土开拓）和外交

（一）隋朝与突厥的战争

公元五世纪中叶，即南北朝初期（北魏于公元439年建立），西迁的匈奴残部抵达俄罗斯的顿河流域（俄罗斯西南，乌克兰东北），在首领阿提拉的带领下，实力达到鼎盛，建立强大的“阿提拉帝国”，趁着东罗马帝国的内乱，开始入侵欧洲，在客观上瓦解了欧洲古老的奴隶制。由于在当地造成了极度恐慌，史称“阿提拉之鞭”或“上帝之鞭”。匈奴空出来的地方，首先被鲜卑所占据。鲜卑族建立代和北魏之后，大量南下，新空出来的地方又被柔然所填补。

柔然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突厥依附，充当炼铁奴，迁徙到今天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一带。公元六世纪初，突厥文出现。到了公元六世纪中叶，突厥击败柔然、高昌，以漠北为中心，疆域扩展到东至辽河上游（内蒙古与辽宁西北部的交界处），西至中亚的里海，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阿姆河流域（发源于中国帕米尔高原西麓，流经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注入咸海）。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分别叫“突利”“达头”，最高首领称“可汗kè hán”，可汗廷帐（注5.1）设在两部之间的鄂尔浑河上游，今外蒙古后杭爱省的杭爱山脉，也就是中国古代常提到的燕然山。南北朝时期，西魏和东魏争相向突厥纳贡，采取和亲政策。北周与突厥结盟，共同压制北齐，但突厥有时候也采取中立政策。公元560年开始，突厥先后攻打了吐谷浑、西域诸国，并联合波斯灭白匈奴（又称‘嚈哒’yàn dā），疆域进一步扩展。公元569年，突厥与波斯反目，开始与东罗马帝国联络，共同对抗波斯的萨珊王朝。

公元580年，由于疆域比过去扩大了很多，突厥采取了类似分封制，设立小可汗，管理阿尔泰山以西地区，这种架构成为其日后分裂的重要根源。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停止向突厥的岁贡。突厥认为隋朝立足未稳，以替北周复仇为理由（突厥 沙钵bō略 可汗的妻子为北周千金公主），从甘肃发起进攻。隋文帝发兵抵御，并增修长城。当时的突厥可汗的世系，并不是相对稳定的“父子相替”模式，而是夹杂了“兄终弟及”的情况，统治集团高层隐患重重。隋朝还利用突厥内部大小可汗之间的矛盾，结交西面的达头可汗，东面的处罗侯（沙钵略之弟），对突厥开展分化瓦解。公元582年，突厥40万军队突入长城，攻占甘肃的武威、金城、天水、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市到山西省延安市一带），陕西北部的上郡（今榆林市绥德县）、延安等地，大肆抢掠财物和牲畜，但是在隋朝的前期努力之下，达头可汗故意停步不再向南，铁勒部（之前的高车人）造反，欲袭击突厥牙帐，沙钵略不得已撤军北还。

公元583年（隋文帝的开皇三年），突厥分裂为西突厥、东突厥，东突厥继承了原突厥可汗的正统（汗室为正室嫡系）。经过三年的防御作战和反攻准备，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达“清边制胜”诏令，20万隋军分多路出击。公元584年，达头可汗投降，沙钵略 亦求和，愿为藩属。至此，隋朝解决了北方的边患，可以放手南下灭陈。

公元587年，东突厥的都蓝可汗即位，争位失败的突利反叛，隋文帝支持他在河套地区建立政权，册封为启民可汗，与都蓝可汗对峙。公元603年，西突厥的铁勒部背叛了达头可汗，投靠启民可汗，达头可汗西逃，消失在吐谷浑，启民可汗在隋军护送下北进，抵达碛qì口（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控制了东突厥大部分地区。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启民可汗病逝，其子即位，称始毕可汗，突厥势力逐渐壮大，而隋朝国力衰弱，公元615年，突厥把巡守北方边界的隋炀帝一度围困在雁门郡。

下图为突厥骑兵（狼军），善于高速的运动战、袭击战、遭遇战，善长途奔袭，但不习水性，一般在冬天河流结冰时南下，最高峰时有40万人

（二）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gāo gōu lí是中国辽宁和吉林东部的政权，与后来的高丽，以及现在的朝鲜、韩国是不同的实体，没有前后承继关系，高句丽属于中国古代边疆（境内）的割据政权。高句丽由扶余人建立，最早发源于西汉元帝时期的玄菟tú郡高句丽县（又称高句骊县，在今天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后迁都至辽宁省本溪市桓huán仁满族自治县、吉林省通化集安市。高句丽在集安定都400多年，前期的国都名曰“国内城”，期间兼并了不少周围的小政权。公元198年（建安三年），高句丽在集安境内建“丸都城”，由于和曹魏、慕容鲜卑、公孙度经常有摩擦，高句丽在趁着中原战乱扩张的过程中，也多次受到打击。公元244年（曹魏齐王曹芳的正始五年），魏军攻占和摧毁了丸都城。曹魏以为高句丽会自然灭亡，没想到其很快又恢复过来，反攻辽东、乐浪、玄菟等郡。公元427年（南朝宋，北朝北魏时期），高句丽迁都至今朝鲜平壤，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半部，百济、新罗被挤压到南半部。

隋文帝时期，公元597年（开皇十七年），高句丽联络靺鞨mò hé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次年，三十万隋军水路并进，攻打高句丽。陆路隋军出榆关（山海关）后，恰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困难，又爆发了瘟疫。水路隋军从山东出海后，本来准备直趋平壤，但遇到大风，沉没了不少船。隋文帝不得不接受了高句丽的和谈建议。

隋炀帝分别于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公元613年、公元614年三征高句丽。隋炀帝命令全国军队无论南北远近，都要集结到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军人达到一百多万，另有两百多万负责运输的民夫。由于军队规模非常庞大，而隋炀帝指挥失当，常常过度干预一线将领的指挥，或是要求进攻前先汇报，多次导致行动迟缓，错失良机。《史记·魏公子列传》有云：“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隋炀帝自以为无所不能，把复杂、残酷的战争当成了游戏，觉得可以随便打乱正常的分级指挥体制。后来，蒋介石也是犯了相同的错误，常常喜欢“微操”，干涉前线各级军官的指挥，在并不是很了解前线具体情况，而前线形势又瞬息万变的条线下，随便下达不合理、不合适的命令，结果贻yí误战机，甚至适得其反。比如隋炀帝非常担心有将领轻兵突进，争抢战功，要求凡是攻击类的军事行动，必须要先通知其它各路，不准擅自前进。又比如规定任何军事行动（不管进攻、撤军还是停下来驻防），都要先上奏，等批复后才能实施，结果有数次高句丽战败，隋军却迟迟收不到隋炀帝的命令，看着高句丽逃跑或等来援军。

隋朝的大批民众被强征，境遇悲惨，比如河南、淮南、江南的民众被要求造戎车（兵车）五万乘，送到高阳（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用于装载衣甲幔màn幕。比如江淮及其南面的民众被要求运送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到涿郡，数十万人昼夜兼程，挤满道路与河流，多有死伤。又比如幽州总管奉命在东莱（今山东省烟台莱州市）造船三百艘，不给休息，昼夜在水中，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或累死。

下图为三征高句丽的大致路线。辽东半岛上的两条细线，为隋军来护儿部的进军路线，非隋军主力。当时的渔阳为今天津市蓟县，北平为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辽东为今辽宁省辽阳市。辽水为今辽河（不是东边的大辽河），鸭渌lù水为今鸭绿lù江，浿pèi水为今天北朝鲜的大同江

（三）其它国家和地区

除了突厥、朝鲜半岛外，当时的西域诸国、日本（飞鸟时代）等国家和地区也深受隋朝文化、制度的影响，日本还派出了遣隋使，与后来著名的遣唐使相似。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抵达焉支山（在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属祁连山支脉，有著名的山丹军马场），沉重打击了先前在这一带称霸的吐谷yù浑，夺回河西走廊贸易的主导权。西域的高昌、伊吾等国纷纷献土投靠，隋炀帝又在这里召开“万国博览会”，展示中原的物产、文化、军力。最后，隋炀帝效仿历朝皇帝封禅的模式，登上焉支山顶。不过，此时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了。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薛世雄带兵西进，虽然突厥的启民可汗未能按时抵达约定地点，薛世雄仍孤军穿越大漠，成功突袭伊吾。随后，隋军在汉朝时的伊吾旧城东面，驻了一座新城“新伊吾”，屯垦戍边，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军事据点。

隋朝时，契丹依附于突厥。公元605年（大业元年），契丹军队南下侵扰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隋炀帝派韦云起向突厥的启民可汗借了两万骑兵，对契丹诈称借道去和高句丽做生意，契丹放松防备后，突然袭击，俘获四万人。

营州在辽西走廊的地位，相当于河西四镇（酒泉、敦煌、武威、张掖），不仅有军屯，也常常招揽周边少数民族，营州还是榆关（今山海关）东北方向的“前哨站”，一面通往辽东，一面通往内蒙古东南部（通辽、赤峰附近，科尔沁qìn草原）。唐朝武则天时期，由于用人不当和投入不足，加上契丹反反复复的叛变和归降，营州都督府一度被逼迫内迁至渔阳（今天津市蓟jì县）。开元初年，唐玄宗认识到东北地区政治环境复杂，各少数民族交错分布，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于是逐渐加强了营州的军力，又设立平卢节度使（驻柳城，即营州的州治，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统管内辽西和东北其它地区，营州成为唐军在东北最大的驻军据点，安禄山就是在营州出生和长大的。

隋朝还征服了越南中南部的林邑。越南北部仍为隋朝疆域，设置有交趾郡、日南郡。

万国来朝的时候，有许多胡商随同进入大兴城，隋炀帝有着强烈的虚荣心，下令商人们要穿着华丽的服饰，在街头卖菜的小贩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街边的树还要用丝绸缠绕起来，对于经过酒肆饭馆的胡商，一律要盛情邀请入内就餐，还要拒绝收钱，声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直 通 值，意思是：价值，费用）不过也有眼尖的胡商，问道：“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缠绕在树上的丝绸）与之，缠树何为？”于是在场的民众都十分惭愧，不敢应答。

（四）隋朝的疆域

在河西走廊的东部，隋朝的疆域较南北朝时期向南收缩，仅包括河西走廊沿线，失去了今内蒙古阿拉善盟一带。在西域，隋朝失去了北边的焉耆qí，但是在南边，向西扩展到塔里木河上游的鄯善、且末。公元608-609年，隋军大破吐谷浑，向南跨过祁连山，进入青海境内，抵达吐谷浑的国都伏俟城sì城（位于青海湖西岸，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后在此设置西海郡。至此，隋朝拥有了今天青海省北部和东部的差不多一半面积，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对青海实施有效管辖。

在西南，公元584年（开皇四年）至607年（大业三年），隋朝设置了南宁州总管府，管辖今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南北朝时期，此处名曰“宁州”，北周攻占蜀地和西南地区后，为了避免与北方的“宁州”重名，改名为“南宁州”。隋朝时，濮部（百濮pú）被爨cuàn氏家族（祖上为汉族，但羌族化）控制，一步步向东发展，侵占南宁州总管府的辖区，直至迫使隋朝撤销这个行政区。此外，东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设置了晋兴郡，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改名为邕yōng州，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取“南疆安宁”之意，改名为南宁路，这个地名沿用至今。

在东北，隋朝拥有辽西走廊。室韦、靺鞨mò hé崛起。唐朝时，靺鞨将成为东北的霸主，称作“海东盛国”。契丹、奚xī、霫xí一起挤在辽西到内蒙古东南部，位于隋朝、东突厥、室韦、靺鞨、高句丽等一众“大国”的夹缝中。

下图为隋朝的疆域。牂牁zāng kē郡最早设置于汉武帝时期，郡治遗址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黄平县旧州镇

注5.1：可汗廷帐，也称可汗牙帐，指的是中国古代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国都”。牙帐的本意是古代将帅居住的营帐，帐前设置牙旗，故名曰“牙帐”。还有个词叫做“王庭”，指的是设幕立朝的地方，本质上与牙帐无异。

六、隋朝的体制

（一）政治体制-中央

北魏孝文帝改革，按周礼设置六官，北周沿袭了这种模式，南朝宋始设置门下省，之前已设置了尚书省（尚书台）、中书省，这些都成为后来“三省六部制”的源头。但模仿西周的“六官制”存在机构混乱的状况，并且可能被有专权想法的宰相（北周时期称：大冢zhǒng宰）所利用，杨坚篡位就是利用其中的制度漏洞。因此，隋朝建立后即废除“六官制”，打着恢复汉魏旧制的旗号，剔除北周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时吸纳北齐和南朝的成功经验，形成集中于皇权，分割相权，决策流程更加科学的“五省六部制”。

下图的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其权力运行流程是：首先由内史省负责草拟文件，然后提交给门下省审核。如审核通过，再交由尚书省执行，如审核不通过，驳回内史省。

都官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尚书省郎曹之一，公元583年（开皇三年）改名为刑部。

度支是魏晋时期开始设立的官署，南北朝沿用，隋文帝时期改名为民部，唐朝初年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户部。

隋朝的中央机构在“五省六部”之外，直接隶属于皇帝的还有九寺（长官为九卿）和十二卫大将军。九寺分别为：太常寺（掌管礼乐、祭祀等）、光禄寺（掌管朝会、膳食、酿酒等）、卫尉寺（掌管门卫、仪仗、武库等）、宗正寺（掌管宗室事务）、太仆寺（掌管马政）、大理寺（掌管刑狱，审理案件，与刑部、御史台会同办理相关事务）、鸿胪lú寺（掌管民族事务、外事接待等）、司农寺（掌管粮食储备，京官粮食供给等）、太府寺（掌管宫廷物资储备，隋炀帝时期，还通过其下辖的两京诸市署兼管大兴城、东都的几个“市”的贸易，收取费税充入皇帝私库）。

（二）政治体制-地方

隋朝废除了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简化为“州-县”两级，裁汰冗rǒng官，以减少支出，其中地方官员中被裁掉的冗员占当时总人数的十分之三。这段历史详见《给叫叫讲中国史33-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下）》“五（二）专题：从州郡县到州县”。隋文帝还终结了汉朝以来地方行政长官自行招募班子的传统，改为属官全部由中央政府（吏部）任命。

（三）专题：科举制发端与官僚士大夫群体形成

隋朝统一全国后，虽然其统治集团的核心仍然是关陇集团，但扩大统治基础已迫在眉睫。隋文帝意识到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决心破除世家大族攀比出身，垄断权力的局面，先是效仿汉朝的察举制，要求各地举荐人才，后来又陆续设立明经（注6.1）、秀才等科目，隋炀帝时期再增加了进士科，以考试来选拔官员，科举制逐渐形成。特别是对于没有背景，得不到举荐的人才，可以“投牒自进”或“怀牒自列”，通过报名参加考试，进入到官僚行列。

科举，意思是“分科目而举士人”。科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当世和后世影响力最大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从隋朝（公元587年，隋文帝开皇七年）到清朝末年（1905年废除科举），总共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对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力之大，以至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宫崎市定专门写了一本书《科举史》。

亦有历史学家认为，比较可靠的史料显示，隋朝的“科举”并不是常态化开展，主要是皇帝下诏临时组织的活动，隋朝也没有完全摆脱“科举”报名需高官推荐的传统，与隋朝以前的模式并无本质区别。虽然存在诸多争议，隋朝的科举仍然是一次跨时代的变革，动摇了东汉以来士族与豪强的垄断地位。到了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涌入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传统士族大家彻底湮yān灭。五代时期，军阀替代了门阀，到了北宋，“杯酒释兵权”，去除了武人的獠牙，减低了其地位，新兴的科举制官僚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政坛的中坚力量。

作为废除州这一级行政区划及其官僚队伍的配套措施，隋朝还恢复了汉朝地方官的“本籍回避”制度，后世均延续了这一规定。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强化中央集权，不过在客观上促进了科举制模式下官僚士大夫群体的产生，让全国的官僚和读书人（官僚的后备力量）打破了区域间的隔阂，形成文化、理念和传统上的统一整体，宋明时期，甚至成为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重要一极。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被看做是近代文官体制的前身。对君主权力的制衡，秦朝以前是贵族（诸侯、大夫、士），汉朝到南北朝是豪强士族，隋朝及以后是科举制产生的官僚士大夫。秦朝无制衡，所以迅速失衡与覆亡。

客观的说，商鞅变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但也不能忽视其固有的BUG，即这类“法”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被异化为强化君主专制的工具，让君主通过运用权谋手段，凌驾于“法”之上。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会削弱“法”和国家的威信和公信力。而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的豪强、士族等群体，则是在客观上削弱了负面因素，实际上有利于延续商鞅式的“法”。科举制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崛起，又是对相关博弈和平衡做了进一步完善，建立起更加稳固的“道统”及秩序，更有效的约束了君主的想法和行为，算是给商鞅变法后的体制打了一个大补丁，这也是商鞅所开创的秦制能延续长达两千年的重要原因。

（四）军事体制

西魏、北周和隋朝初年的府兵制，府兵为军人户籍，不归地方政府管理。隋朝统一全国后，府兵在州县落户，同时有军户、民户两个身份，向“兵农合一”方向转变。在军队指挥权方面，之前带兵的柱国、大将军等高级军职，逐渐沦为无实际权力的荣誉头衔，将领仅在战时能指挥部队，皇帝钦命的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总指挥。总体上看，隋朝的军政和军令两项权力相分离，统一收归皇帝掌握。隋朝还着力消除军队中的鲜卑族色彩，允许汉族府兵恢复汉姓。

十二卫大将军分别统辖一个卫府，隋朝的每个卫府还下辖一个鹰扬府，鹰扬府相当于之前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这是“府兵制”模式下的职位。十二卫分别为：左翊卫（原：左卫）、右翊卫（原：右卫）、左骑卫（左备身）、右骑卫（右备身）、左武卫、右武卫、左屯卫（原：领军）、右屯卫（原：领军）、左御（新设置）、右御（新设置）、左候卫（原：左武候）、右候卫（原：右武候）。唐朝将隋朝的十二卫扩展到十六卫。

为了防备边疆有事，实施“平战结合”，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设三十多到五十多个（不同时期数量不同）总管。北部和西北的总管府主要防备突厥，东北的总管府主要防备突厥、契丹，中部和西部的总管府拱卫京畿，东南的总管府负责部分地区的内卫，西部和西南的总管府主要防备吐谷浑、爨族（南宁州总管府）和西南诸部落。唐朝时，这套体制演变为“道”之类的军区和监察区。

注6.1：科举制下，明经科考试经术（经学，主要研究和注解《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经书），秀才科考试方略，进士科考试时务策（政论文章），隋朝以明经为最高级，进士次之，秀才最低。隋朝开科取士后，形成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明经科偏理论性，相对简单，容易考，进士科偏实践性，涉及范围广，内容复杂，不容易考。

七、隋朝的经济、外贸、科技、文化（教育）、宗教、艺术

（一）经济与外贸

蜀郡（注7.1），江南（皖南、苏南、浙北）的宣城、毗pí陵、吴郡、会稽kuài jī、余杭、东阳，中南和华南的南海、豫章，华中的荆州、蔡州，西部的岐qí州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隋朝的对外贸易，西北出发经由陆上，东南出发经由海上。陆上贸易线路从敦煌出发，隋朝还在更靠近中原的张掖设立监管机构。北道为天山北路，经由伊吾、铁勒部、西突厥王庭，最终抵达拂菻lǐn（今叙利亚），中道为天山南路北线，经由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跨过葱岭，最终抵达波斯，南道为天山南路南线，经由鄯善、于阗tián，跨过葱岭的南部，再经由吐火罗等国，最终抵达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穿过西亚后，还进一步向西，把商品转运到欧洲，共同构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线路主要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洋（东南亚）诸国开展贸易往来，南海（今广州市）是主要港口和最大贸易口岸。

（二）科技

隋唐时期，瓷器、造船业均有较大发展，白釉瓷、青釉瓷为当时工艺的典型代表，大战船已经能达到四至五层。宇文凯设计的“观风行殿”，在宫殿下面装了轮子，可移动。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型单孔石拱桥，比欧洲类似桥梁早七百多年。刘绰编制的《皇极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隋朝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整体雕版印刷，并制造出多种颜色的纸张。

下图为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北宋哲宗时改名）

（三）文化和艺术

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的儒家经学在流派、理论等方面产生了差异，致使隋朝科举的明经考试存在一定困难，不好确定统一的判卷标准。隋末的王通谥号“文中子”，主张儒道释三教和平共处，其弟子 魏征在唐朝初年成名，其孙子 王勃后来成为初唐四杰之一。

隋文帝提倡朴实文学，反对统一初期流行的南朝浮靡文风，但隋炀帝又反其道而行之，沉醉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提倡“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华丽文学。

（四）宗教

隋朝时佛教获得较大发展，隋文帝晚年甚至一度成为国教。北周武帝灭佛时，隋文帝家族就是佛教的庇护者。隋炀帝是天台宗的受戒弟子。隋朝修建佛塔5000多座，塑造佛像数万座，佛经传抄数量为儒家经典的数百倍。不过，隋朝始终对佛教严加控制，要求“沙门致敬王者”。隋朝的主流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后两者在唐朝初年逐渐衰落、消亡。隋朝最有名的寺庙为大兴善寺，其名由隋文帝借“大兴城”之名赐予，现为汉传佛教八大流派之一的密宗（唐密）祖庭。

（五）艺术

隋朝绘画沿袭了之前以人物和神仙故事为主的模式，但山水画发展为独立的门类。董博仁、展子虔qián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名画，被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

隋朝初期的音乐受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宫廷也杂有“胡声”，灭陈之后，南朝宋、齐的旧乐开始传到北方。北周到隋朝时期，发现了音阶（调diào）应分为“七音”（宫、商、角、徵zhǐ、羽、变宫、变徵，对应简谱的1、2、3、4、5、6、7），而不是之前普遍认为的五音（宫、商、角、徵、羽）。不过，“五音不全”这个成语没有随之改变。

注7.1：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市，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会稽：今浙江省宁波市，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东阳：今浙江省金华市，南海：今广东省广州市，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荆州：当时的治所在南郡，即今湖北省荆州市，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岐州：今陕西省宝鸡市。

八、隋朝的史书

（一）二十四史序列

隋朝以前，官方至少是默许民间编撰史书，总体上比较自由，有些史书质量也很高。公元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自编撰国史和评论历史人物，此后历朝历代的国史便只有了官修这一种，客观性和公正性有所下降。

《隋书》属于“唐初八史”之一，是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组成部分。《隋书》总历时三十五年，最初由魏征（文字未简化前写作：魏徵）奉唐太宗命主持编撰，主要完成了纪、传，长孙无忌在唐高宗时期监修了志，颜师古（经学家、历史学家）、虞yú世南（南北朝至隋唐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诗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许敬宗（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等人参与编写，由于当时离隋朝灭亡时间很近，有不少隋朝遗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或口述记录。

唐太宗多次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句话的“人”只得是魏征，“古”主要指的就是《隋书》，所以《隋书》编撰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古为鉴”。魏征是个刚正不阿ē的人，编撰《隋书》的过程中，较少用曲笔，且不为尊者讳，表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学者秉笔直书的品质，在《二十四史》中享有极高声誉。

《隋书》收集了大量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史料。比如十篇“志”中记载了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典章制度，部分内容甚至上溯到两汉和魏晋时期，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比如《食货志》记录了东晋至隋朝的等级制度与货币制度，《地理志》记录了南北朝至隋朝的行政区划沿革，《律历志》《天文志》记录了南北朝以来的天文学、数学等领域成就，包括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又比如《经籍志》上承《汉书》的《艺文志》，全面梳理了汉朝至隋朝六百多年的书籍存亡和学术演变，同时正式提出了经、史、子、集四大类，下面再分为四十多个小类的图书分类法，《汉书》中分为六大类，东晋时期李充首创四类分法（<四部书目>），《隋书》则是首次在官方层面上加以确认，后世一直沿用这种方法，长达一千多年。

《隋书》有5篇“帝纪”（隋文帝、隋炀帝各两篇，隋恭帝一篇），有30篇“志”，涉及礼仪7，音乐3，律历3，天文3，五行2，食货1，刑法1，百官3，地理3，经籍4。另有50篇列传。

（二）其它史书

《大业杂记》，又名《大业拾遗》《大业杂志》，据说原来有十卷，现仅存一卷。其作者杜宝参与了《隋书》的预修，因为觉得有缺漏，未能充分反映“实录”中的内容，就自己编撰了这部书。还有史料记载说，韦述和杜宝同为‘二十四史’《隋书》及《大业杂记》的主要编撰者。《大业杂记》主要记述了公元607年（大业三年）至618年的历史，详细记录了隋炀帝营建洛阳城、西苑、汾阳（今山西省吕梁汾阳市）十二亭、毗pí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四殿十六宫、永济桥，开凿江南河，巡幸江都等史事，但书中也有一些怪异传闻，规范性不如官修正史。

九、小结

（一）专题：新帝国的诞生和初级阶段的不成熟性

古代的大部分时期，王朝建立后风险最大的阶段，通常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皇帝在位期间，这是体制和治理方法的瓶颈期，面临着从创业到守成，从戡乱到建设的转变，如果之前为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分裂，又重新恢复了大一统，方方面面的转变则更为复杂，需要开展大量的探索，需要统治集团有极强的能力和洞察力。如果可以突破这个瓶颈，后面就容易得多，甚至可以在许多年采取“萧规曹随”的方法，而如果越不过这个坎儿，便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放眼更长远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时期，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开展一系列探索与改革，但由于大踏步前进，造成一些“不匹配”，未能逃过迅速灭亡的结局，不过，这些努力给一个新王朝奠定基础，积累经验，从而开启长期的盛世。秦朝与汉朝，隋朝与唐朝，元朝与明朝，都是这个规律。

许多朝代的第一任皇帝被称为“太祖”，第二任皇帝被称为“太宗”，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创业开基的皇室“祖宗”。皇位继承不是皇帝的“家事”，所有成功的朝代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李世民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上位，对于其家族来说有些血腥、残酷，但却得到了当时一众开国元勋和高级官僚群体的支持，至少是默许，没有几个人墨守所谓的“春秋大义”“君臣之道”，魏征作为曾经的太子李建成的股肱gōng之臣，“带头”倒向“新君”，其实反映了唐朝统治集团在思想上的成熟，也是唐朝能跨过隋炀帝的坎儿，持续近三百年的重要基础。

朱元璋出于一些私心，放弃了当时更好的选择，立幼不立长，立庸不立贤，结果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而整个官僚集团迅速投靠更有魄力和能力的朱棣，放弃了朱元璋强行树立的“正统”朱允炆。朱元璋在位期间，花了大量精力整章建制，觉得《皇明祖训》等法律和制度已经很完备，足以应付各种情况，压制各种风险，其执政的中后期，还先后多次大兴刑狱，打压功高盖主的淮西勋贵们，给威望不足的皇太孙铺路，但这些努力在整个历史大趋势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共同意识面前，都算不了什么，朱元璋最终还是没能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历史走向，这也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表现。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儿子们略显年轻，手腕和影响力也略显不足，如果用父死子继模式，可能会压制不住蠢蠢欲动的军阀、官僚和地方势力，跨不过瓶颈期，于是宋太宗赵光义以兄终弟及的名义上位，以更加丰富的阅历和控制力迅速稳固了北宋开国初期的局势，一千多年来，“斧声烛影”这个传说总总是在流传，但不得不承认，宋太宗继位得到了当时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普遍认可。到了南宋高宗赵构的执政后期，再次面临“常规”继承人能力不足的问题，于是皇位回归到了宋太祖这一支系。民科“历史学者”者常常坚称这属于“还债”，客观地分析，应当看到赵宋皇室在皇位传承问题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计较细节，在几次重大选择关头均富有远见，这也是两宋在军事上很弱，并始终被冗官、冗兵、冗费所困扰，却能存在三百多年的重要原因。

隋朝建立之后，面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种种弊端，隋文帝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不得不说，有些措施不太成熟，有些措施在推进过程中过于激进，这些都影响了隋朝政权的巩固，尽管在长远看来是有利和有意义的。隋炀帝继续推动改革，同时又加紧攫取民力，前者损害了上层地主豪强的利益，后者损害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终于促使两大阶层纷纷造反。李渊最初不过是隋朝在太原的留守官员，振臂一呼，却能“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见李渊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这反映了地方的许多豪强们早已蠢蠢欲动，一等到时机就群起反隋，不管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还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复杂和尖锐了。

就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逐渐扩张（且主观上扩张欲望一直十分强烈）以至于脱离制约的权力，会越来越严重地压榨其税基，最终将整个税基压垮，从而激起反抗。历朝历代的崩溃基本上都是这个规律，只有早与迟的区别。这个进程的推动，有领导者的私欲，也有行政机构的持续权力扩张和人员增长所带来的成本（税赋水平）增加，有领导者能意识到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却无力去阻止或改变，比如崇祯皇帝接手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无力回天了。隋炀帝则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虽然只能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却不尝试着踩刹车，而是猛踩油门。

杨坚建立隋朝之初，由于“随”字有“走之旁”，被认为是朝代不长久的意思，所以将其改为“隋”。可惜最终仍未能避免短命王朝的结局。

（二）对隋炀帝的评价

客观的说，隋炀帝并不是一无是处，有一定能力，有远大志向，想证明自己。隋朝建立之初的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南方豪强发动叛乱，当时为晋王的隋炀帝杨广与诸将受隋文帝派遣，在一年之内即平定，后来又被任命为扬州总管，驻防南方。

隋炀帝的问题是好大喜功，贪图享乐，极度自负，过于敏感，急于求成，喜欢炫耀。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两种情况不太好，但也上升不到很恶劣的高度，但对于掌握了许多权力的人来说，其破坏性便是广泛而深远的了，足以给王朝（政权）和民众带来巨大灾难。《资治通鉴·唐纪·贞观二年》记载：“朕（唐太宗）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回答道：“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shì其俊才，骄矜jīn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由此可见，隋炀帝属于说一套做一套的类型。魏征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瓦岗军，在李密手下负责文书和参谋工作（文学参军/记室），瓦岗军投降唐军后，擢zhuó升为李建成的太子洗马（侍从官），玄武门之变后，被李世民收入麾下并重用，一步步升到丞相位置。魏征奉命总撰了唐初八史中的五史，即《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另外三史为<晋书><南史><北史>），对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和历史，尤其是隋唐两朝的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有自己的深入比较和深刻认识。

隋炀帝南逃江都的时候，带的军队中大部分人家乡在中原和关中，时间一久，思乡心切，就难免生出事端，最终酿成兵变。这个情况与安史之乱爆发后，打算逃到蜀地，结果被迫滞留在马嵬坡的唐玄宗相似，那时也是军中的许多人不愿意离家远走，于是发泄到杨国忠及其妹妹杨贵妃头上，其深层次目的则是为了阻止唐玄宗南逃，后来也正是主张抵抗的唐肃宗取而代之。杜牧在《阿房宫赋》ē páng中有个名句：“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为了一个人的目标，甚至是一己私欲，而不顾其他人的利益与看法，甚至要穷尽天下的人力、物力、财力，让生产链、资金链断掉，最终都将堕入亡国的境地。皇帝也超越不了这个规律，也不能为所欲为，否则，便是唐太宗经常引用的那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本文动笔于2024-01-06 22: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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