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7-说说中国的城市

江苏卫视今晚的《我们相爱吧》，安排的是林心如与任重在大理古城的“邂逅”。结婚那年，我和老婆去过云南，就先后基本上以“走马观花”形式“浏览”的几个城市（景点）来看，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大理的，而且没有“之一”。虽然说我从来都没能达到过“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小资情调，但是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大理绝对称得上整个云南，乃至整个西南（主要指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成渝地区）最有底蕴和内涵的城市和旅游地了。

城市，最早源于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生活的时候，也就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变为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候。据西汉时的有关史料记载，匈奴尽管每次都来势汹汹，但是连固定的首都都没有（或者干脆可以说是‘全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城市），所谓的“王庭”其实不过是一个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断变动的“大规模帐篷群”罢了，客观的说还是应当属于“户外运动”的范畴。

我们国家“中原”地区（不是现在地理学上使用的‘中原’概念，而是包括中国在夏、商、周时期的核心疆域）的城市出现的倒是比较早，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遗址群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比较典型的要数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至少已经有4200年的历史（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而这个遗址，肯定不是中国城市史考古向前追溯的终点。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搞了本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张是《原始社会遗址图》，光有标识没有文字，而第二张《夏时期全图》，便赫然出现了“六”这个城市的名称，同期，全国范围用得上同等档次标识的，不超过十个城市。笔者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我“大六安帝国”的光荣历史，虽然不敢妄言4400多年前上古四圣（另外三位是尧、舜、禹）之一的皋陶被封到六安的时候，这座城市发展的怎么样，但谭老先生早已考证出，差不多4200年前到3800年前的时候，六安绝对是“一线城市”，即使比不上如今的“北上广”，最起码也不逊于武汉、南京的水平。

总的来说，东方与西方的城市在主要作用上有着这几个方面的共性：一是军事防御的功能，即利用高墙坚城来对抗土匪、侵略者等势力，保护财富和安定的生活。二是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的功能，算是确立一个固定的交易场所，为之提供必要的各项服务，并形成一种对周边一定范围内的辐射效应。三是集中开展手工业活动的功能，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的两次最重要社会化大分工，就是种植业从狩猎、采集中分离出来，以及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师徒体制、行会体制的发展，非常需要一种集中性，城市所提供的正是这个条件。四是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功能，城市可以作为政治管理机关的“堡垒”，同时在政教未分清的古代，政治管理机关也会把宗教中心安排在自己的附近，以便于实现“俗权”对“神权”的有效控制。

我们国家至少在明朝以前，城市发展都一直遵循着以上四大特点，即同时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而首都，则是中心的中心，普天下人均倾心向往的“核心”。这也就创造了一大批大规模、超大规模的城市，比如唐朝的首都长安，北宋的首都汴京，南宋的“临时”首都临安等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是在漫长的古代，其它国家和文明都很难达到的“高境界”，这方面的记录，西方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打破。客观的说，城市管理是一门极为复杂的学问，有着极强的“跨学科”色彩，尤其是在古代很多科技条件都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能够把一个百万人口级的城市管好，不发生重大疾病，不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充分体现了一个政府极为卓越的治理能力。最低层次的要求：每天把大批粮食、蔬菜、水给运进来，同时把大批生活垃圾给运出去，就足以让管理这一套庞大系统的官员，为确保其稳定、持续运转而头疼不已，担忧不断了。

不过，我们国家到了明清时期，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型特大型城市，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态势，不仅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辉煌和领先地位，也深深影响和决定了近代以来相对于西方的落后局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和制度已经步入下坡路，封建统治者的精力，已经不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而是转为挖空心思镇压人民的反抗，并希望通过愚民政策和经济、技术限制（阻滞）措施来实现一种相对安稳的状态。二是农业经济地位的上升（国家扶持作用的结果），商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国家抑制作用的结果），以及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外贸易活动的破坏，都使得之前的一批大城市逐渐萎缩，尤其是东南沿海诸如泉州之类的以外向性经济为主导的城市，而到了清末，全国对外贸易差不多只剩下广州（十三行）这一个关口，还是典型的“官商”。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剩下北京、南京和苏州，剩下排名靠前的人口基本上都萎缩至50万至100万之间。二是手工业特色小城镇发展迅速，比如景德镇、汉口、佛山等等，这倒是符合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想法，因为这种模式吸纳了大量手工业者，适应手工业生产的集聚效应，又不至于形成较大规模，使商业、手工业阶层有反抗政府的力量（即：把那么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给随时扼杀在摇篮里）。三是大部分城市的职能在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丧失了经济中心的职能，沦为纯粹的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或许还带一点点文化中心的职能，而原有的经济中心职能被“打散”，分散到无数小城镇当中，这使得近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工厂生产方式无以立足，资产阶级无从聚集，也就谈不上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了，但这也许就是封建统治者试图千秋万代维护自身地位和统治秩序的一种方法吧。

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基本师从于西方，但是在这个时期，整个国家和大部分产业的极度落后，动荡的局势，以及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大大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主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城市化，然而，“剪刀差”政策对农业的掠夺和对农民的伤害，又从另一个侧面减少了城市扩张所需的人口和市场，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平衡的重要问题。

最近一二十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许多，各地“造城”几乎形成了“运动”之势，无论是政策、资金，还是具体管理方式，都在不断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变化。不过，在如此轰轰烈烈的大形势之下，各式各样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比如城乡差距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比如拥堵问题，比如公共服务跟不上的问题，比如资源不够和浪费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问题，都是对城市管理者以及国家管理者的巨大挑战和考验。

此外，还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城市的文化建设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外观“千篇一律，显示着粗放型发展的特点，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区别于其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相对缺乏，精神空虚，尤其是缺乏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感和依存感。

记得上学时在书上看到过这样的表述，西方古代时，不堪贵族压榨的农奴会选择逃往城市，只要在城市居住超过一百天，即获得自由民身份，并由此产生一句名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其实，这才是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也是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标志。所以，还是要静下来心来，认真地做一些思考，想想我们建设城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究竟有什么优势和吸引人的地方，然后，走自己的路去。

最后还是回到本文开始的那个话题。当年去云南，我们先后”浏览“了昆明、大理和丽江，昆明是典型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面积很大，但是与其它省会城市找不出多少差别，另外还有着严重堵车的大城市常见问题。丽江确实是个”世外桃源“，但现在去的人太多了，良莠不齐，为了发展旅游，居然想出个”艳遇“的招牌，结果倒有了些”无厘头“的味道。就剩下大理还算是基本保留了自己的个性与”风度“，大理曾经是古南诏国的首都，文化方面的优势自然不同凡响，加上天生的”苍洱盛景“，绝对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当然，大理暂未有丽江那么”深度“的开发，如同一位”传统贵妇“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端庄“，估计也是可以吸引人去慢慢展开更多”发现之旅“的重要原因。

据说今年开始全国就要搞强制休假了，如果真的能够落实这个政策，一定要找机会再去趟大理，并且不再搞”走马观花“，而是用心去寻找和乐享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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