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笔记17-【扩展阅读】王阳明心学和整个儒家学说的发展演变

一、儒家学说的发展演变

（一）孔子

儒家学说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被认为是最初的创立者。孔子是春秋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著名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打破了周王室和分封制诸侯们组成的贵族群体对学术的垄断。孔子名曰“孔丘”，字“仲尼”，出生在鲁国，并曾经担任过鲁国的多个官职。鲁国是传承和践行周礼最有名的国家，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已渐渐衰落。于是，孔子带领众多弟子，花了十几年时间去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然而，此时正进入到诸侯争霸，竞相兼并的时代，孔子的主张不被各国君主所接纳，不得不重新回到鲁国。晚年的孔子先后修订了《诗》、《书》、《礼》、《乐》、《周易》五本书，并亲自编撰了《春秋》一书，后人将这些书合称为“六经”，是儒家学说的基础性、代表性著作。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又将孔子及其弟子的一些语录编成《论语》一书，位列儒家“四书”之首。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主张“性善论”，主张“中庸”。孔子还非常推崇“礼”，主张“德治”和“以礼治国”，主张追求“义”要高于追求“利”。孔子的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在此之前，首先要努力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鉴于孔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奠基性贡献，后世将其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简称“至圣”。

孔子曾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后者大多有历史记载，均为当时各国官僚中的栋梁，也成为后来传播儒家思想的骨干。

孔子的后裔中，嫡长子孙世袭“衍生公”的封号与爵位，明朝初年已达到一品，“位列文官班首”，清朝时还特许在紫禁城骑马，在御道上行走。

（二）孟子

孟子名曰“孟轲”，也出生在鲁国，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孟子是孔子学生（也是其孙子）子思的学生，也有历史学者从孟子出生距孔子逝世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差来推算，认为孟子应该是子思学生的学生。孟子曾担任战国时期齐宣王设立的“稷下学宫”的第一任“上大夫”。孟子属于“士”这个阶层，也曾经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主张，当然，也是因为不适合当时的新形势，以失败而告终。孟子普遍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最优秀继承者，在《史记·孟荀列传》中，就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的说法，在东汉末年赵岐的《孟子题辞》中，也有“拟圣而作”的说法。《孟子》一书是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撰而成，与《论语》相同，也是语录体，记录了孟子与当时其它学术流派的辩论，对弟子的教导，周游列国时的言论等等。《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长的，有三万五千多字。

孟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仁”和“性善说”，并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本说（民贵君轻）”，主张施行“仁政”，遵循“王道”，反对当时的诸侯兼并战争，反对动辄采用武力的“霸道”。孟子还提出了“内圣之学”的概念，强调人的天性是善良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经常做自我反省，抑制物欲，发扬善性，培养浩然之气。后来的荀子又继续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论断。孟子也有“法先王”的观点，与孔子崇古的观点相似，认为施行仁政，要效法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时期的王道，孟子把这些先王的王道，加上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儒家的“道统”。

孟子被后世称为“亚圣”，与孔子并列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也包括他们所开创的整个儒家学派的思想，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他们的家乡山东省，也被称为“孔孟之乡”。

《孟子》摘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三）曾参、子思

曾参（被尊称为‘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之一，参与了《论语》的编撰，并独立编撰了《孝经》一书。《大学》原本是《礼记》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传说是曾参的作品。南宋时期，朱熹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单独刊印，并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了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的时候，正式将其列为“四书”之一，作为学习儒家思想的入门读物。在《大学》中，曾参提出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成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秩序标准。

《大学》摘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编写了《礼记》中的《中庸》一文。南宋时期，朱熹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也作为“四书”之一。

（四）荀子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赵国人，曾游历过赵国、齐国、秦国、楚国，先后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官学的负责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秦朝丞相李斯，西汉初期的丞相张苍都是他的学生，加上荀子思想的核心是“性恶论”，与孔子、孟子有所不同，使得许多历史学者对其究竟是属于儒家还是法家，难以确定。

荀子的思想还包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主张同时运用“礼”和“法”加以引导和约束，平衡物质增长和欲望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选择“王道”还是“霸道”的争论，主张兼而用之，这也被认为是汉朝儒法并用的早期渊源，与孔子、孟子相比，荀子在“内圣外王”方面更倾向于“外王”。“厚今薄古”（与孔子、孟子正好相反），强调现实主义，反对神秘主义，反对将“天”神化，主张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并可以通过研究、掌握这些规律，“制天命而用之”，让“天”为人服务。荀子是早期儒家学派中最具批判主义色彩的人物，为后世儒家学派奠定了开放，务实（介入到政治领域），兼容并包，不断演进的基础。

荀子的思想与战国末期的整个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向前发展，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界有一整套规律，认识并把握好这些规律就行，不必像过去那样经常开展繁琐的祭祀。另一方面，传统的分封制贵族在衰落，贵族与平民（主要指新兴地主和新兴军功贵族）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让人们发现圣人和普通人并没有天然的差别，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成为圣人，成就一番大事业。

《荀子》摘录：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五）董仲舒

秦朝时，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奉行较为强硬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儒家思想受到官方的压制和打击，甚至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西汉初年，主要奉行休养生息的道家思想，称为“老庄学说”或“黄老之道”。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战略目标，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派逐渐超越了其它学术派别，成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最正统思想，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董仲舒发明了“大一统”，“君权神授”等理论，将皇帝的地位和权力空前强化，并予以神化。不过，董仲舒也在这套体系中留了“后门”，发明了“天人感应”学说，把神化为“天之子”的皇帝，又给关进了“天命”（或者称之为‘天道’、‘道统’）的笼子里，使得“天子”并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也就是说，“天子”与普天下的官员和百姓，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于“天命”，决不能逆天而行之，否则，就会招致“天谴”。而“道统”的具体解释权和掌握者，实际上属于士大夫这个群体，主要是儒家学派。自此，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实际上为儒家学派）共治天下”的总体格局。（关于这段历史的更详细解读，请点击这里查看相关文章）

（六）今文和古文之争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儒家经典大都被毁灭。汉朝时，今文学派根据当时以口口相传方式躲过焚书坑儒，以口述方式流传下来的内容编撰了相关书籍，用汉朝时通行的隶书来记录，称为“今文经”。汉武帝时期，有人声称在孔子后裔yì家中的夹墙里发现古书，是用大篆等“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其实并不局限于学术范畴，而是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出现，也使儒家体系发生了分裂，并卷入到政治斗争当中。

西汉时期，今文学派占据优势。王莽篡汉的时候，打着复古的旗号，刻意扶持古文学派。到了汉光武帝时期，也是为了政治目的，继续扶持古文学派，使得古文学派在东汉的影响力超过了今文学派。

两千多年来，有许多历史学者对古文经的不少典籍，比如《古文尚书》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近年来，“清华简”（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时期竹简）研究也发现，《古文尚书》系伪托（伪造），其行文风格更偏向于汉朝、晋朝时期的习惯，而不是上古时期到周朝时的习惯。此外，古文经的许多记载也与其它地方发现的历史资料不符，可能是古文学派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故意伪托出来的。

（七）朱熹、程颢、程颐等人

朱熹xī、程颢hào、程颐yí的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或“宋明理学”，“道学”，“理学”（与‘心学’相对应）。北宋时期的的周敦dūn颐、邵shào雍yōng、张载是最初的创始人，然后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发展，再过许多代的传承和丰富，到南宋时期的朱熹，成为集大成者。

宋朝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道学（道教+道家学派）、玄学盛行，儒家思想不再处于独尊地位。唐朝时，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试图改革文风，摒弃浮华，强调实用，恢复之前的儒学道统，并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北宋的欧阳修等人，延续了这场运动。

“程朱理学”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当时形势所开展的一场“新儒学”改革，主动融入了佛、道的一些理论，作为与佛、道竞争的工具，这又被称作“三教合一”。理学将儒家的“道统”学说发展到顶峰，提出“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取代了之前相对粗糙的“天命观”（‘天理’，‘天道’，人格化的‘天’或‘神’），形成对君权的强有力控制，为平民阶层参政提供了理论支持，实际上，宋朝时科举制的完善，也在制度上为这种“新常态”和社会各阶层间的加速流动创造了条件，与理学相互支持。

理学的核心观点为：“理”是宇宙间万物的起源，不生不灭，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便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理”还可以化为“天”、“道”，所以要加强个人修养，摒弃功利主义，“正心诚意”，避免偏离“天道”，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理学主要是一套哲学理论，但也包括了政治秩序，社会伦理，个人修养（道德）方面的内容，是我国古代最完备，最精深的思想体系。

不过，理学在宋朝时并未取得较高地位，朱熹逝世后，朝廷才将他编订的《四书》（《四书集注章句》）审定为官书。

理学获得官方的认可是在元朝，因为元朝的蒙古族统治集团来源于塞外，常被中原士大夫以“华夷之辩”的名义所鄙视，为了巩固其正统性，元朝统治者开始推崇“程朱理学”，提倡“君臣大义”，强化等级秩序。延佑年间，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并将出题范围限制在朱熹注解的《四书》之内，从此，理学开始在社会上盛行开来。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先后颁布了许多支持“程朱理学”的政策，但出于为自己所用，巩固君主专制的目的，又限制学习儒家学说中孟子等人的“民贵君轻”之类的思想。此外，朱元璋取消了科举考试中骑、射、书、算、律这些科目，改为专门考“四书五经”内容的记忆，并落实到固定格式（八股文）文章的创作中，这使得整个国家，也包括儒家学说，愈发因循守旧，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由于理学的核心观点为“‘理’是宇宙间万物的起源”，所以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后来王阳明的心学则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与现在作为主流的唯物主义（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决定意识）有所区别，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不过，并不能简单的判定唯物主义就是正确的，唯心主义就是错误的，辩证法就是正确的，形而上学就是错误的，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充分考虑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二、王阳明与心学

（一）王阳明生平简介

王守仁，号阳明，是明朝中后期最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正德皇帝（明武宗）期，凭借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等军功，获封新建县伯，明朝仅有三位文臣（另外两位是：王骥jì、王越）有过此类荣誉。隆庆皇帝（明穆宗）时期，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皇帝（明神宗）时期，，从祀于孔庙，正式被确定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阳明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县一个显赫的官宦huàn家庭，父亲是成化年间的状元，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幼年和少年时期，全家移居绍兴，在这里他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然后做一个圣贤。正统皇帝（明英宗）时期，在土木堡之变，明朝皇帝被蒙古的瓦剌lā部俘虏，王阳明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志要学好兵法，精忠报国。十五岁时，他多次上书给皇帝，并前往居庸关、山海关一带考察了一个多月，探寻经略边防的策略。十八岁时，王阳明开始学习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连续七天七夜观察一处竹子作为实践，但没有收获，此事件被称为“守仁格竹”。通过这次失败经历，王阳明发现了理学存在的问题，于是逐步转向心学的研究。二十一岁时，王阳明考中举人，二十二岁和二十五岁时，他两次考进士均未中，对前来劝解的人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二十八岁时，王阳明考中进士，为二甲第七名，随后在工部、刑部、兵部担任主事。

正德皇帝（明武宗）时期，朝政混乱，宦官刘瑾jǐn专权。王阳明被贬到龙场驿（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附近），担任驿丞。当时，这个驿站位于非常偏远的汉族、苗族交界处，他在这里努力教导、开化当地民众，获得广泛赞誉。这一时期，他对《大学》等儒家经典又有了新的感悟，写出《教条示龙场诸生》，此事件被称为“龙场悟道”。

谪戍期满，王阳明被调往江西任知县。刘瑾倒台后，先后在南京和“北京”的吏部、太仆寺任职。正德皇帝（明武宗）时期，根据兵部尚书的举荐，他以都察院左佥qiān都御史的头衔，巡抚江西南部到福建一带。上任之初，王阳明就平定了困扰当地多年的盗贼，展示了高超、诡异的军事才能。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chén濠háo在江西南昌发动叛乱，明朝中央政府措手不及，叛军迅速攻破九江，接着顺江而下，威胁到安庆和南京。王阳明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并诈称集结了赣南、湖广、两广的十六万军队，准备一举攻下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中计，带兵回撤，在鄱pó阳湖被以逸yì待劳的王阳明手下军队打败，宁王本人也被生擒。

此战役是王阳明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但他急流勇退，辞职归隐。嘉靖jìng皇帝（明世宗）继位后，根据他之前的军功，封为新建伯。明朝的爵位有公、候、伯三个等级，伯这个等级的爵位其实与王阳明的功绩是不相称的。不过，嘉靖皇帝至少还承认了王阳明是个有功之臣，而王阳明立功时当政的正德皇帝，压根就没有想过封赏的问题，在王阳明俘虏宁王并送到南京之后，其周围的佞nìng幸之臣便开始出馊主意，怂恿着把宁王给释放，然后让“大将军朱寿”（正德皇帝给自己创造的假身份，即Cosplay）再次捉拿，至于王阳明应获得的荣誉和奖励，所有人都“忘”了，这也是导致王阳明后来选择急流勇退，不再为明王朝效力的重要诱因。

后来，嘉靖皇帝还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但是与“北京”六部享有真正的实权相比，南京六部实际上属于闲职，属于荣誉性职位。嘉靖年间，王阳明在绍兴的稽山书院讲学，后来还创立了阳明书院，其弟子也开始讲学，“王学”逐渐成型。

下图为王阳明在滁州讲学的场景。王阳明曾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副局长），常驻滁州监理马政，期间，他在琅琊山的丰乐亭一带开办“夜校”，讲授心学。

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发生大规模叛乱，当地官员无力应对，明武宗不得不启用王阳明，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头衔，任命他为两广总督兼巡抚。出发前，他对弟子教授了心学的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抵达广西后，叛军望风而降，此时，他的肺病加重，请求告老还乡。行至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的时候，对弟子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然后去世。

隆庆皇帝（明穆宗）时期，追赠新建侯，定谥号为“文成”，后世称之为“王文成公”。万历皇帝（明神宗）时期，王阳明开始从祀于孔庙，升级为“儒家四圣”之一。

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整理了他的部分经典语录和信件，编成《传习录》。这本书的命名源于《论语》中的句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二）心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朝时，理学代表了较为先进的文化，对儒家以外的其它学派，尤其是唐朝以来兴盛起来的道教、佛教（主要是禅宗）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到了明朝初期（洪武、永历年间），理学开始变得高度僵化，沦为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秩序，强迫民众无条件服从的工具，失去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竞争优势，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改革。此时的士大夫群体中还出现了台阁体诗文，装腔作势，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虽然明朝初期确定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高度管制的政策，明朝中期（成化、弘治年间）开始，却出现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西方殖民者在新大陆发现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况，推动整个社会对土地、白银等资产（财富）竞相追逐，社会风气也开始崇尚奢shē靡mí，这一切都严重冲击了基于理学的伦理纲常，使得原有的礼法秩序陷入紊wěn乱和趋于崩解。急剧变化的社会，让士大夫阶层和儒家学派意识到，必须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革创新，否则将无力解决这些新问题。心学的崛起，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替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由现实所决定的，是对现实的认真反思和应对。此外，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的怠政，也在客观上给整个社会松了绑，促进了对社会管制的开放，为各种思潮的涌现创造了条件，明朝中后期和明朝前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环境和风貌。

在王阳明之前，南宋时期的陆九渊（陆象山，象山先生）最早创立了心学体系，与同时期朱熹创立的理学相对应，但此时心学的理论体系还不如“程朱理学”那么完备，影响力也比不上。不过，陆九渊通过在讲学、传道方面的不懈努力，建立了“象山学派”，为后来心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陆九渊也因此被认为是心学的开山鼻祖，心学也被称为“陆王学派”。明朝宣德（明宣宗）、弘治（明孝宗）年间，陈献章（白沙先生）提出，从“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强调自我的存在与价值，将“理”和“心”合为一体。陈献章创立的新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心学开始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有了与理学分庭抗礼实力的标志。

王阳明正是在以上这些基础之上，成为心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三）心学的主要内容

王阳明的心学有三大支柱，分别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心学首先对理学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批判，认为不能脱离实际去做单纯的学术研究，否则将会徒劳无功，并使得主观的“心”与客观的“理”无法统一。

心学的“心即理”学说也是针对理学的，最早源于陆九渊，王阳明继承了这个理论并做进一步发展。理学认为“天理”是一种超现实的客观存在，人类唯有遵从而已，即“存天理，灭人欲”。而心学认为，“人心”才是主体，才是主导和影响万事万物的关键性因素。要充分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而不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强行禁锢人的欲望。王阳明曾强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心学的“致良知”，来源于《孟子》中的“良知”，以及《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及“物格而后知至”。心学认为，“良知”是一种道德规范，是“天理”的表现，但是与理学中的“天理”属于客观存在，属于很抽象化的范畴有所不同，心学认为“良知”天然地存在于人人心中，不需要向外寻求，只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这也是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知行合一”建立在“心即理”和“致良知”基础之上，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与主要特色。“程朱理学”认为，必须先做大量的知识积累，以知识渊博作为效仿圣人和成就事业的主要条件。王阳明心学则认为，“知”与“行”应当同步，“行”不必慢慢等待“知”先准备好。这是一种中庸调和之道，当然，更侧重于“行”，这也是适应了明朝中期士大夫阶层和儒家学派急于改变时弊bì的需求，强调去积极实践，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坐而论道，空谈误国。

（四）王阳明之后心学的发展

王阳明去世后，因为其弟子们在理论上存在分歧，“阳明学派”分裂为七支：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总体上看，这七支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的观点。

一种是极力宣扬个性解放，漠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以至于“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也成为明末士大夫阶层中的不少人沉迷于空谈，在挽救危亡的实践中一错再错，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此类心学对专制主义和道学所做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条路上愈行愈远，主张完全顺应人的生理需求和物质欲望，并脱离历史的局限性和之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用当时的标准来评判古人，便毫无疑问的走上了歧途。《金瓶梅》就反映了当时与这种心学相类似的社会思潮。工商业的高度繁荣（包括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崛起，让新兴阶层希望在方方面面做更大程度的解放，并提出让整个社会环境更加开放的诉求。

另一种则是走向经世致用的方向，强调“入世”，强调以“实”救“虚”。学者黄宗羲xī、顾炎武、王夫之，官员海瑞、戚继光、张居正、李三才（中都凤阳的巡抚），科学家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李时珍、徐霞客，也包括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们，比如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关心国计民生，将儒家学说推向新的高峰。东林书院在其大门上设置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学习与工作的准则。明朝中期开始，南倭（日本过来侵扰南方沿海的倭寇）北虏（正北方向的蒙古瓦剌、鞑dá靼dá部，东北方向的后金）开始成为困扰明王朝的心腹大患，于是，一大批士大夫，也包括许多高级官僚，如担任过内阁首辅的高拱、杨一清等人，均从政治、军事、财税、地理、历史、民族、风俗等多个角度做分析，并综合文献与实地考察的信息，提出实用性的改革措施，大大丰富了心学的实践内容。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就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各行各业的巨大进步。两百多年后的达尔文，在其《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还专门引用了李时珍《本草纲目》里金鱼颜色的形成源于动物的人工选择这个理论。嘉靖、隆庆年间，心学被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明朝官方所承认的主流价值观。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李贽zhì这个人物，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总共有七章，其中一章便是专门分析李贽的。这一章的标题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应该是一个较为客观的定论。在传统的历史学界，多认为李贽属于心学分支中的泰州王学，这个学派属于极力宣扬个性解放的第一种心学，他的确也常常以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但李贽绝不是一个放荡形骸hái，不注意个人修养的人，他只是在用一种更能吸引人注意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男尊女卑，重农抑商，专制和腐败，假道学等现象的批判。实际上，李贽非常推崇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民本思想，婚姻自由，发展经济以富国强兵等观点，认为历史“与世推移”（朝代更替），认为女性在见识方面并不比男性差，坚持作文时要真情实感，坚持不设置不同阶层之间的高低贵贱，这些都带有强烈的启蒙运动色彩。李贽所处的明朝中后期，新思想与旧观念，开放与保守，启蒙主义与腐朽传统交织在一起，部分时候还展开了博弈yì与厮杀，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正是由于身处这样的复杂环境，而产生了带有一些矛盾色彩的思想和心态。李贽晚年的时候，被保守势力在京师诱捕，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他选择在理发时抢夺剃刀以自刎wěn，这也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相对体面的终结方式。

（五）王阳明心学和整个儒家学说的衰落

王阳明学说的产生，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安贫乐道”和“重义轻利”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儒家学派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到了王阳明所在的时代，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之间的等级差别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并逐步突破了明朝初期所设置的诸多礼制和禁忌，由单一的农业社会（这是朱元璋的梦想，并在明朝初年做了整体设计）向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变。隆庆年间，明王朝还开放了海禁，以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为先导，让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加速了传统农产品和整个国内市场的商品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并带动中国逐步加入到全球市场体系中。王阳明给一名商人家庭撰写的墓表中就说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认为：“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明朝中后期，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形式逐渐衰落，通俗的小说、戏曲开始取而代之，反映了大量新崛起的工商业市镇中新兴市民阶层的口味，并出现了创作，排版印刷，发行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如“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作者冯梦龙，“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濛初，就是这个产业的翘楚，在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两方面同时大获成功。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将会迅速成长起来，为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的过渡创造良好条件。

然而，随着明朝的覆亡和清朝更加专制的统治体制的建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强行打断，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潮被扼杀，失去了长驱直入，平稳过渡到近代的机会，最终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一种被动的形式被拖入近代世界体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能沦为半殖民地。

清朝初期，明朝遗民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对明朝末期的历史做了系统总结，写成《明夷待访录》、《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严厉批判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工商皆本，君民平等，将心学和整个儒家学说再一次推向高峰。但是，这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随着清朝统治者不断发动“文字狱”，士大夫阶层不得不缩到考据学的故纸堆里，不敢对时局发表意见，也不敢对历史做深入研究，不再有曹丕《典论·论文》中所提倡的文章应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再有王安石《上人书》中所提倡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要之以适用为本”。这是满清统治集团所喜闻乐见的“新常态”，但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历史进步，却是严重的打击。清朝时期，在明朝诞生的各类章回体小说的基础上，《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的最后一本出现在社会上。《红楼梦》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揭示了其走向没落的必然性。贾府的公子小姐们不屑于去考取功名，建功立业，反倒是沉迷于“飞花令”之类的文学娱乐化项目，一年到头乐此不疲，也反映了儒家学派和儒家学说在空前强化的专制体制下的无奈。

两百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见社会上普遍认为儒家学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儒家学说被列为反面典型，至此完全失去了在文化和价值观中的统治地位。

三、小结

孔子、孟子创制了儒家学说的基本框架，孔子主要是完成了“仁”“义”“礼”这三大核心思想的构建，孟子则是突破了孔子所提倡的“周礼复兴”的相对狭隘范畴，加入了“民本”“内圣”等思想，让儒家学说的接受面从社会中上层扩展整个社会。荀子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推动儒家思想“入世”，为儒家思想在后来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核心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是推动儒学成为“国学”的重要人物，让儒家学说从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还非常机智地加入可以约束最高统治者的道统，掌握了最终解释权，确保了儒家学说在发展上的独立性，避免沦为统治者的奴仆。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道教、佛教（禅宗）和玄学挤压了儒家学说的空间，儒家学说实际上处于低谷期。“程朱理学”是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但承担起改革与复兴的重任，并通过“三教合一”等操作，兼容并包，补齐短板，重新赢得竞争优势，在各个学术流派间取得中心地位。然而，元朝和明朝对理学的过分推崇和追捧，造成整个儒家学派走向狭隘、封闭，放弃了持续创新的方向。

明朝时，开放的环境让心学异军突起，承担儒家学派第二轮改革与复兴的重任。心学解决了理学所无法解决的脱离实际问题，摒弃了空谈，将理论付诸实践，把儒家学说推到最高峰。

明朝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体制已耗尽了所有潜能，达到了原有体制所能发展到的最高水平，开始高度内卷化，与这套体制紧密结合的儒家学说也逐渐走入死胡同。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其实最初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为了“复兴周礼”，但经过后来的儒家学派许多代学者的接力，把这一套学说加入了许多其它方面的内容，最终形成兼容并包，涵盖万事万物，最能代表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个思想流派，在春秋战国等历史时期还发生过百家争鸣的盛大场景，但除了儒家以外，其它学派都没有持续下来，或是未能产生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兼容性不够强，未能适应更多阶层的兴趣和诉求，变成了某些小众群体的追求。二是未能充分地、深入地“入世”，未能把自己的理论融入到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而更多地是以一种纯粹的“思想”形式来展现，限制了大多数人对这些内容的了解。

儒家学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门教育学、哲学、政治学理论，到一整套文化体系，对中国、东亚（中国文化圈）乃至全球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附录1：儒家的代表性典籍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在刊印的时候，多使用朱熹注释的版本，朱熹在注释《论语》、《孟子》的时候，引用前人注解的内容较多，于是称之为“集注”，而在注释《大学》、《中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原创，于是称之为“章句”。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的说法始于汉朝，太学中教授这方面知识的官员，称为“五经博士”。在早期，还有一本书叫做《乐经》，据说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失传了。周朝时，“礼、乐、射、御（驾车）、书（文字和文学）、数（计算）”被称为“六艺”，是官学（与孔子开办的‘私学’相对应）里要求培养的六项基本技能。

儒家十三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十三经”的说法形成于南宋时期。

《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周朝时官方和民间的305篇诗歌，称为“诗三百”。诗经可以分为风（国风，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雅（大雅为贵族的作品，小雅为民间的作品）、颂（祭祀用的歌词，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大类。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上古时期历史文件和追述上古时期相关事件作品的汇编，包含有大量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其作者可能是负责记录这些信息的史官。《尚书》分为虞yú书（虞舜）、夏书、商书、周书，上起尧舜禹时代，下讫qì春秋早期。《尚书》有两种流传下来的版本。一种为《今文尚书》，另一种为《古文尚书》。

《周礼》：传说为西周初期，辅佐周成王，创制“周礼”的周公所作，也有历史学者认为，流传下来的版本为战国时期的伪造，甚至是西汉时今文学派的刘歆xīn所伪造。《周礼》主要讲述了周朝的官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制度，以及儒家的政治理想等，传说孔子讲学时，选用了《周礼》作为教材之一。另外还有两本相关的书籍：《仪礼》讲述了婚、丧、冠（成年）、祭的仪式安排，《礼记》则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学习“礼”方面知识的记录，包括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等。

《周易》：大致等同于《易经》，是一本“卜bǔ筮shì之书”，对未来事态的发展开展预测，并总结这些预测所需要运用的规律。

《春秋》：又名《麟经》，传说是有一位猎户背着一头怪兽请教孔子为何物，孔子大惊，这是麒qí麟lín！并说道：麒麟本是太平兽，缘何生来不逢时。自此便停止写作《春秋》，三年后逝世。在《春秋》这本书中，孔子大量运用了带有褒、贬色彩的记事方法，被称为“春秋笔法”，用以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因此，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史书，也是儒家学派阐述自己思想和政治倾向的载体，被后世称之为“微言大义”。关于《春秋》这本书的其它解读，请点击这里查看。孔子编撰的《春秋》由于内容非常简略，通常会将其与解读、注释这本书的“春秋三传”合在一起刊印，“春秋三传”包括左丘明的《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公羊暠hào的《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谷梁赤的《谷梁传》（又名‘春秋谷梁传’）。

附录2：历朝历代祭祀的儒家著名人物

儒家四圣（说法一）：孔子（至圣）、孟子（亚圣）、颜渊（复圣）、曾子（宗圣）

儒家四圣（说法二）：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

孔门十哲（孔子门下十位最杰出的学生）：以德行闻名：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擅长言语（辩论）闻名：子我、子贡。以从政闻名：冉有、子路。以文学成就闻名：子游、子夏。

孔门七十二贤（因为年代较为久远，所以有多种说法，下面为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

颜回（子渊）、闵损 （子骞）、耕 （伯牛）、冉雍 （仲弓）、 冉求 （子有）、仲由 （子路）、宰予 （子我）、端木赐 （子贡）、言偃 （子游）、卜商 （子夏）

颛孙师 （子张）、曾参 （子舆）、澹台灭明 （子羽）、宓不齐 （子贱）、原宪 （子思）、公冶长 （子长）、南宫括 （子容）、公皙哀（季次）、曾蒧（皙）、颜无繇 （路）

商瞿 （子木）、高柴 （子羔）、漆雕开 （子开）、公伯缭 （子周）、司马耕 （子牛）、樊须 （子迟）、有若 （子有）、西赤 （子华）、巫马施 （子旗）、梁鳣 （叔鱼）

冉孺 （子鲁）、曹恤 （子循）、伯虔 （子析）、冉季 （子产）、公祖句兹 （子之）、秦祖 （子南）、漆雕哆 （子敛）、颜高 （子骄）、漆雕徒父 （子文）、壤驷赤 （子徒）

商泽 （子秀）、石作蜀 （子明）、不齐 （选）、公良孺 （子正）、后处 （子里）、秦冉 （开）、公夏首 （乘）、奚容箴 （子皙）、公肩定 （子中）、颜祖 （襄）

鄡单 （子家）、句井疆 （子疆）、罕父黑 （子索）、秦商 （子丕）、申党 （周）、之仆 （叔）、荣旗 （子祈）、县成 （子祺）、左人郢 （行）、燕伋 （思）

郑邦 （子徒）、秦非 （子之）、施之常 （子恒）、颜哙 （子声）、步叔乘 （子车）、原亢籍 （籍）、乐欬 （子声）、廉絜 （庸）、叔仲会 （子期）、颜何 （冉）

狄黑 （皙）、邦巽 （子敛）、忠 （子蔑）、公西舆如 （子上）

附录3：关于部分古代书籍的分辨

《孝经》是儒家学派的著作，但并不是传说中的愚忠愚孝，而是主要阐述了政治伦理和秩序，从天子、诸侯、士等阶层分别论述。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属于启蒙读物，在古代是给儿童认字用的，不是学习儒家思想的学术著作。

《弟子规》是一个秀才（终生未考中举人）写的，冒用“圣人训”的名义，里面有许多糟粕，尤其是强调纲常与服从之类的，是在明清社会高度内卷，专制统治空前强化，体制腐朽达到顶峰的大环境下的产物。就“文学水平”来说，远不如《千字文》和《笠翁对韵》，后面这两本书至少是大儒所编撰的，其作者的格局和视野都比《弟子规》作者要高得多。

本文动笔于202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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