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4-赢了“权威”，丢了江山

说到清朝OVER的原因，“民间历史学家”最津津乐道的，便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努尔哈赤）天命四年）叶赫部“诅咒”。不过，当时发出”诅咒“的，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西城贝勒布扬古，而两百多年后亲手把满清（注1）基业给折腾没了的慈禧，则出身于叶赫部的喀山家族。简单来说，就是两者仅仅具有相同的“姓氏”，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家族的，就像响当当的人物王阳明，与那个惹了一身麻烦的人物王莽，虽然都姓王，却没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修在一个家谱里。

要说清朝OVER的更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其某些统治方式的错误，并因此而造成了统治基础的一步步瓦解，这个祸根，早在两百多年前的王朝初建之时，便已经埋下了。实际上，清朝入关之初，各地的反抗并没有那么激烈。首先说说明朝的百万人宗室，在明朝中期，他们已堕落成为一无是处的庞大寄生虫群体。清朝入关之前，李自成军队路过河南的时候，就把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注2），也是当朝崇祯皇帝的叔叔——福王朱常洵，连同王府里赏玩的梅花鹿给一起煮了，号称“福禄宴”。与福王周围的一群人相似，各地王府的上上下下，除了会横征暴敛，祸害当地百姓外，几无缚鸡之力。这也决定了南明政权的弱鸡，超乎了天下的想象，唯有被清军追赶的份儿了。其次是“前明”官僚的见风使舵，如吴三桂之流，都是极为迅速的，面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形势，他们先是投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又转投入关的多尔衮，两次切换几乎没有间隔，且自认为毫无违和之感。这造成了清军入关后，各地“官方”组织的反抗总是极为分散，力度也简直可以说是蜻蜓点水。最后是广大的吃瓜群众，正如《行者说历史62-皇权不下县》中所说，“改朝换代仅仅是最高层的变化，而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管理体制，生活方式及风俗文化都一直在延续着”，清军的到来，以及明朝官僚机构的灰飞烟灭，在某种程度上，一开始并不会为普通民众所“重视”。

可惜，由于军事上的快速推进，满清统治集团的多尔衮等人迅速地自我膨胀起来，以至迷失了作为一个“正常”领导者应当具备的理性自我。清军到了江南之后，遇到了一些反抗，但其实仍旧是零星的，但多尔衮等人“大头症”发作，在刚愎自用和神经过敏的驱使下，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惨痛事件。于是，柳如是之类的社会下层人士（注3）纷纷选择了“殉国”和“ 殉道”，只剩下钱谦益之类的衣冠禽兽，以“水太凉”等理由苟且偷生，并与满清“达成合作协议”。自此，满清在“道义”上的优势荡然无存，已经无可救药的“明朝”反倒成了反抗的旗帜。两百多年后，居然还能够被资产阶级GE命党人所使用着。连那个仓皇躲到了国外（缅甸）的“南明”末代永历皇帝，都能被吴三桂（在三藩之乱时）先借用一回，再被（清末的）革命党借用个第二回。满清入关前，吸引的人才，大部分还都是蓟辽督师洪承畴之类的人物，最起码是封疆大吏，能带领千军万马的，而剃发令下达后，新投靠的钱谦益之流，则属于全家上下（包括奴婢）都明白道理，都力劝不要放弃传统形象，而自己出去遛个弯儿，都能乘机把头发给剃了，以匍匐在强权铁蹄之下的小人。孰上孰下，分分钟立现。

剃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形式，真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有点压力就投降的，根本不要通过剃发来表“忠心”。坚决不投降，不合作的，即便是剃了发，也不会真正顺从。何况，当时还有出家这条路呢，据说南方就有不少思想坚定的士大夫，最后选择了剃光头。对于这种后脑勺上什么都不给留下的反抗方式，满清也是基本上束手无策的，总不能说取消“宗教信仰自由”吧，那个时候，动植物都还是允许成精的呢^_^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再分析，因为自古以来，我天朝便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理念（注4），即便是疆域极为广阔，作风极为彪悍的元朝，也没有出台过“剃发易服”的政策。满清急吼吼地推行这个措施，简直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脑残之举。据史料记载，多尔衮“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一发出，原本已经平定的江南江阴、嘉定等地区，立马就产生了不安、忧虑乃至愤怒的情绪，又重新响应起“南明”政权的反抗口号来。

另有不少当时没有揭竿而起的吃瓜群众，在表面上表示了服从，却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屈辱的种子。两百多年后，革命党重新扒出这些旧事拿这个来说事，仍然能够将其作为鼓动民众反对满清统治的重要武器。

恩格斯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满清统治集团的想法，则是完完全全的逆这个历史规律而动，且过度迷信强力手段，妄图让先进的群体（民族）来接受相对落后的文化和体制，这必将毫无悬念地迎来失败的结局。

后来，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时期，满清统治集团制造了更为血腥，更加残暴的文字狱，这则是被柏洋先生命名为“大头症”的进一步激化。看起来，好像全国民众的血性都被磨灭了，在满清统治集团面前只剩下唯唯诺诺了，但是在深层次，除了增加统治成本，在民间树立统治者更坏的形象外，对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是毫无益处的。实际上，在制造了最多文字狱的乾隆的统治后期，各地的起义——不仅仅包括白莲教——已经是如火如荼、此起彼伏，让八旗和绿营疲于奔命了。

直到今天，总是有领导者错误的以为，对于普通群众，只要狠狠的压制就可以了，它们还以为，强权能够让人害怕，让人服从。殊不知，首先，历史周期律是无法对抗的，即封建王朝到了中后期，人口和土地（兼并）方面的压力，自然而然就暴露了出来，这是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而所谓的“思想控制”和“磨灭反抗精神”，都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治标之策，还不一定能长期有效。其次，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治本之策，唯有改GE，或是改GE受阻之后不得不换用的GE命，这也是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个理论在近代以来表现的尤为突出，使得个别人和个别利益集团日益失去了为所欲为的条件。

满清的一些政策，赢了浮云般的“权威”，却丢了根本的“江山”。需要认识到的是，对于下属或普通群众，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鄙视，而是要时刻都平等、诚恳相待，同时，也不能视若草芥，而是要对这些支撑起了自己地位和地盘的人，满怀敬畏之心。否则，天天抱着“你们这些刁民，总是想害朕”的错误思想，最后，只会应了《荀子》中的那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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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明末时期，东北的女真族主要分为三大部，最南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立后金（后改名为清朝）的叫做建州女真，叶赫部所属的叫做海西女真，此外，北面和东面（即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还有野人女真。

注2：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儿子，因为郑贵妃被万历皇帝所宠，朱常洵一度有望问鼎太子之位，但是由于当时朝中的高管们就是不买账，终未如愿。万历皇帝为了补偿这个小儿子，将其封地安排在洛阳，并以十倍标准赏钱和赐田。朱常洵在洛阳快活了近三十年，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将其俘获。

注3：柳如是的原身份为奴婢和风尘女子，钱谦益则是进士，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不过，因为“抵抗-投降-反叛-再降”这一整套动作，被满清统治者下令列入《明史》的《贰臣传》，并由乾隆皇帝亲自加批语：“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

注4：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

注5：这句话最早出自《荀子·王制篇》，《贞观政要·论政体》中的记载，不过是魏征和李世民对古书的转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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