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时期的智慧与日本明治以来的狂想

中国的春秋时期，应该可以被认作是比较早的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快速变化和空前发展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有一条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就是在“国际交往”应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利益与感受，不能故意“以邻为壑”。总的来说，中国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始终遵循着这个原则，并将其融入了国家与社会所奉行的“中庸之道”基本价值体系之中。

不过，长期以来一直模仿着中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渐渐就脱离这种带有“中国文化圈”色彩的轨道。日本在最近一二百年，口口声声所标榜的是一种所谓的“脱亚入欧”，但是，日本并没有真正学习到欧美近代以来新创造文明的精华，反倒是坠入了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泥潭。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西方大多数国家仅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讨论达尔文的进化学理论，对于这种更偏向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能否被扩展和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总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以至于近些年甚至有人开始质疑中国近代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赫胥黎原本的思想倾向。但客观的说，严复的“个人”理解符合当时中国民族革命的需要，就思想解放和政治动员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毕竟那个时候的中国所面对的是异常强大且虎视眈眈的列强，没有一种奋力反抗，奋力崛起的“激情”，将很难在这种形势下打开局面。

但近代日本与近代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从来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彻底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在美国军舰叩关之后，列强大规模入侵之前，有一个不算长也不算短的缓冲期，并利用这个期间完成了“明治维新”这个向近代国家转化的关键性过程，从而打断了列强殖民化的进程，并奠定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基础。这一点在最初对于亚洲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最起码证明了亚洲人并不比欧洲人差的事实，然而日本却没有进一步运用好这个机会，反倒是走上了邪路，其后来对亚洲邻居的侵略和掠夺、压迫，比欧美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的日本也是一样，尽管有美国的约束和压制，有中国、俄罗斯乃至韩国等周边邻国的警惕和牵制，却时不时想突破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藩篱。前几天，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就悍然抛出了藏南地区属于印度的言论。应当清醒认识到的是，这绝不是岸田文雄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安倍晋三整个政府的既定方针，甚至可以说，这种言论在目前的日本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民意基础，日本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像我们和国际舆论那样，认为这句话是“荒唐荒谬”的。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拉拢印度，让印度从西南方向给中国以压力，使中国在东西两面同时受敌，无力兼顾。不过，日本没有谋划到的是，一方面，印度并不会完全按照日本为其设定的轨道向前进，印度对藏南地区确实垂涎已久了，但一直咽不下这块肥肉，因为还有中印贸易、印巴冲突之类的因素在强有力的牵制着它，使其始终无法做出实质性举动。另一方面，中国在东海，也包括南海等地区的问题上，已经不再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当然，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咄咄紧逼，因为正是日本的主动行为，激发了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中国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换用主动反击来维护自身权益的策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反倒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需要认识到的是，其一，岸田文雄的这个言论，不仅有违外交惯例，印度也根本不敢与之接着“玩下去”，所以我们并不用过分关注，毕竟有李总理、习主席这两年与印度高层达成的一系列新共识在“垫底”，中印之间远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其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经到了日益公开化，规模化，普及化的程度，中国非常有必要加以认真审视，并抓紧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方面尽可能遏制局势恶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要为将来各种可能的不测做好准备。其三，中国在与日本的较量中，还是握有不好好牌的，比如可以主动的在日俄争议“北方四岛”问题上，在日韩争议“竹岛”问题上主动出击，表明支持俄罗斯，支持韩国的态度，改变双方的“平衡”状态，迫使日本转移注意力到这些问题上去，以减轻中国直面日本所承担的压力。

当前中国还是有很多选项的，因为中国的春秋智慧要远胜于日本的明治狂想。国际关系很复杂，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可以利用的条件与突破口。当然，首先动机一定要纯正，妄图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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