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6-太平天国“讲道理”

行者认为，其实太平天国在最初的时候，与当时的社会普遍状态相清朝比，还是具有一定先进性的。比如他们颁布了“解开发辫”的政令，可以算是去除了渔猎民族征服者打在农耕民族被征服者身上的长达两百多年的重要屈辱印记。就是几十年后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者们，如陈天华等人，也不过是这样“披发”的。

但是，太平天国搞着搞着，仿佛就渐渐的“变了味儿”。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中最为理性且富有学识的人——南王冯云山，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即1852年6月转战湖南全州蓑衣渡的时候，即被湘军江忠源部的火炮击中，不幸殉难，此时尚未抵达太平天国全盛时期的根据地——长江流域，距1850年12月金田起义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从这时候起，太平天国就越来越像一个硕大的“邪教团体”，几位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领导人，常常做的也就那么几件乱七八糟的事情：1、争夺权力，残杀异己，1856年，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加上先前已牺牲的冯云山、萧朝贵，核心领导层居然折损了83.33%（5/6）。2、崇尚奢靡，大讲排场，最典型的就是一把手洪秀全和二把手杨秀清，房子、银子、女子呼呼地捞，与天平天国普通民众当时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3、装神弄鬼，控制思想，领导集团自己穷奢极欲，肆意妄为，却要求下面的群众继续保持“清教徒”的风范，并且要继续服服帖帖地“盲目”迷信“上级”。这第三点，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来，各个方面诟病与攻击的最大焦点。

据行者考证，太平天国在1853年3月攻入江宁（南京）之前，还基本上上能维持着一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集体观念，至少广大中下层官兵及其家属，还能够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可惜，在“小天堂”初步建立之后，形形色色的小农意识就逐渐冒出来，并逐步侵蚀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奋斗精神的土壤。要说1853年（当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抵达长江流域。3月，攻克江宁，改名为天京，定都）到1857年（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1857年石达开最终选择出走）期间，太平天国的外部形势并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不仅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覆没在直隶（河北省），西征和拔除“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的。然而，以“洪天王”秀全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养精蓄锐，谋划与清朝开展更艰巨的战斗上，反倒是更注意自己人内部在权力和地位方面的“分赃”方面。

尤其是那位“洪天王”，一直以来，最在意的仿佛是自己的教主“兼”皇帝的职位，当然相比之下，更看重“教主”的职位。据说在定都天京之后，“洪天王”基本上就不怎么关注具体的行政工作了，反正有那么一位能干且“愿意”干的“杨东王”，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理论研究”，先后印发许多本“意识形态”方面的“专著”。接着，自己很安逸地躲在金色的天王府里，享受美食、美女、美乐和美景，下面的人只要愿意恭顺地（也许有时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顶礼膜拜，每日背诵一下自己的语录，就一切都“和谐”了。

当然，这类洗脑行为和思想控制措施，在太平天国也不是“洪天王”一个人的爱好。早在1850年金田起义之前，太平军就要求参与者变卖所有家产，卖不掉的就烧毁，然后全家一起入伙，形成可以相互“连坐”的状态。而在这些“大棒政策”之外，还辅之以“胡萝卜政策”，其主要内容便是“讲道理”。清朝曾担任过南汇、青浦、上海等地县令的陈其元，就在其著作《庸闲斋笔记》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贼（太平天国）最无道理者曰讲道理……究其所讲者，其初必称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莫大功德；理应供奉欢喜，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尔等众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财禄，骄淫怠惰，犯天条律云云。。以后则宣扬贼将欲为之事，以一众心，而复引天父之语以证之。闻之令人发指，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行者认为这段话归纳的相当准确、到位，都不说太平天国的诸位领导者如何“身先士卒”了，但是将自己做不到，甚至干脆不想做的事情，去要求别人做，最起码是违背了“孔圣人”总结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底线。

因此，行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不少“参与者”（非领导者）是一种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充分的洗脑和全面严厉的控制之下，成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没有感情，没有独立思想的“被裹挟者”，渐渐的，还进一步演变为没有了尊严，没有了后路的“过河卒子”。而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后期，虽然建立起一套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唯一领导体制”了，却已经是高层（尤其是具有较强能力的）分崩离析，下面干脆再也不相信“人间天堂”的鬼话了。

这个时候，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武装，不失时机地打出“维护道统，恢复秩序”的旗帜。太平天国早期的时候，一向是蔑称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僚和军队为“清妖”的，但到了后期，曾国藩反倒是在“道义”上占据了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太平天国由屡战屡胜转为屡战屡败。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本身，以及对近代中国所产生影响，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对于其中的思想糟粕，同样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反思，找出产生的根源，并争取创造出一套方法来防范历史悲剧的重演。

十多年，行者的父亲曾经说：你十八岁以前，我们会跟你讲一些大道理，教你怎么为人处世，但十八岁以后，你长大了，我们就不再会跟你讲大道理了，那个时候，就靠你自己去独立思考了。

行者所处的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采用的是我们国家大多数老百姓当中常见的教育方式。不过，现在在我们国家，有些官老爷的素质和认识，还就不如周围最平常的那些老百姓。比如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已经150多年了，在我们国家，仍旧有那么些个领导者，把太平天国的教训当做是正确的，可以继续沿用的东西，依然热衷于冠冕堂皇的给属下“讲道理”，热衷于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和规范，而自己大都做不到，或者认为这些东西只要别人做到就可以了，自己必须搞点“特殊”。殊不知，威信与威望的逐渐破产，已经使得最后的一点“顺从”丧失了存在下去的基础，这个时候的“讲道理”，只能是一种令人生厌，反感，甚至作呕的表演，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攫取了没有足够制约的权力之后，自己先有些飘飘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唯我独尊，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已经是一种相当不好的行为了。而进一步想“钳制”住下属和中下层群众的思想，明明没道理可讲，却洋洋得意的没事“讲道理”，明明在蒙蔽和欺骗别人，却硬是要求别人天天“歌颂”自己，则更是一种让人不得不鄙视、唾骂的行为。

当然，在最腐朽的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体系中，掌权者的绝对正确和被统治者的绝对服从，还是蛮有必要的。

或许，历史在某个阶段会反复的循环，但行者同样相信：吃一堑长一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是有着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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