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4-清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奴隶庄园

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半段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宋朝，即公元前770年-公元1279年），国家与社会在总体上一直呈上升的趋势，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唐朝达到顶峰，而文化与科技水平则在宋朝展现出最夺目的辉煌。

接下来的6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在走着下坡路了。元朝的疆域空前绝后的辽阔，但元朝的整个国家治理相当粗放，甚至有些粗野，比如在元朝初期，差一点还发生了蒙古贵族准备把中原的耕地全部改成牛羊牧场的惊人举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是著名的“反元斗士”，原名“朱重八”（注1），加入红巾军之后改为这个新名字，其含义就是“诛灭元朝的一柄璋（注2）”。但是，这都说明不了主要问题，因为当朱元璋坐到先前元朝皇帝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居然就立即转而对元朝的控制手段表现了极大的赞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加入大量保守主义和小农经济的意识，通过《皇明祖训》等形式，把整个国家改造和固定为一个“大农庄”。

然而，以上都不是最奇葩的。等到近三百年后，清朝终于坐稳中原君主位置的时候，在明朝极端专制主义的桎梏之上，又加上了几道铁丝网。

客观的来看，明朝也就是太祖朱元璋（洪武）、太宗朱棣（永乐）这两个皇帝统治的五十多年里，天子之下的整个社会弥漫着有些恐怖的气氛，因为这两位都是称得上是精力充沛，控制欲极强的人物。而从仁宗朱高炽开始，剩下的两百多年，士大夫集团便重新在实质上“接管了政权”。比如在太宗朱棣（在位时间为1402-1424年）归天差不多150年以后，也就是神宗朱翊钧（万历）当政期间，皇帝想把自己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注3）给立为太子，全因为士大夫集团的不认可，最终只能作罢。士大夫集团还给了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说天子无私事，天子的继承人就是“国本“。

清朝的统治者来自关外，因此常常洋洋得意地以“征服者”自居。马克思倒是有句名言，叫做“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过，满清贵族集团在入关以后，为了避免被人口数量百倍于自身的汉族所融合（注4），立即推行，并在以后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始终坚持“胡萝卜加大棒”的严格管制政策。这套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棒，采取暴力镇压，文字狱等，搞暴力统治，吓阻汉人的反抗和反抗意识。另一个则是“胡萝卜”，但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好吃的“胡萝卜”，而是引诱汉人进入到满清贵族所划定的圈圈里（比如开考博学鸿词科、编订<四库全书>等），确保以后只在这个圈圈里活动，从此不再做有害于满清统治者地位和利益的事情。

“胡萝卜”政策的重要表现，就是把满清入关前的奴隶制度和思想给带到了中原。

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传统的世家贵族给清除殆尽的时候，中原地区基本上就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那种奴隶社会，也就是终止了奴隶主和奴隶作为社会最主要阶层的体制。此后的1800多年（秦朝建立的公元前221年-清朝建立的公元1636年），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包括：皇帝、皇族、职业化官僚和无行政职务士绅（后两类统称为‘士’）构成的统治阶层，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支柱阶层，以“工”、“商”组成的次要阶层。至于倡优皂隶奴仆之流，都是占比非常小的人群，对于整个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力。

而满清入关之前，东北地区的主要社会形态就是：军民合一，少数军事贵族（包括军官和普通士兵）占有着大量奴隶，军事贵族只管打仗，保卫政权，并不从事生产，而他们所占有的奴隶，负责提供从生产到生活的各类产品和服务。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看作是奴隶社会的一种表现，但是在满清入关后，居然堂而皇之地被复制和推广了中原，并一步步蔓延到所有被征服地区。也许是出于对汉族反抗不力的鄙视吧，满清统治者逐渐还产生了这样一个认识：普天之下，只有爱新觉罗家族是主子，八旗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奴才，而一亿多汉人，只能充当奴才的奴才了。

历史学家吴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上指出，跪拜礼在我们国家，先前更多的是一种表示礼敬，甚至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仪式，是相当神圣的东西，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时期，伴随着思想的堕落和陋习的盛行，跪拜礼逐渐就变成了一种带有屈辱、卑贱色彩，主要为了体现尊卑之别，表达投靠、顺从之类含义的东西了。

据说，宋朝的平民从不畏惧官员，常有检举材料，甚至直接前往京城的登闻鼓院控告。明朝朱元璋时不时在社会上搞点恐怖气氛，但允许平民聚众“逮捕”当地为非作歹的官员，并押送至京城交付有司审查。然而到了清朝，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平民见官要称“父母”，官府在公文，也常常蔑称平民为“蚁民”，属于随时可以“捏死”的类型，可算是真正达到了视民如草芥的程度。

行者认为，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大“奴隶庄园”，其对于后世，乃至当今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

1、无视、轻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手里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以为掌握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想自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在何处。

2、只知道对上级的曲意逢迎，把下级的顺从（包括假意的顺从）看做最重要的事情，喜好有人“投靠”，喜好有人表示“效忠”（注5），希望有着更广泛，更强悍的控制力，不管这种做法是否科学，是否有利于管理的进步。

3、善于“暗箱操作”，搞“公权力”私有化，搞小集团决策。这个坏头是雍正开的，清朝以前，皇帝建储都是“国本”，至少得由士大夫集团共同讨论通过，算是一定范围内的民主与协商，而雍正首开“秘密建储制”，把这个活动变成了皇帝的“家事”甚至是一个人的“私事”，这对于国家来说，真的是相当危险和奇葩的，因为太子将来所继承的，绝不仅仅是财产，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

明朝时有个相当著名的人物，叫海瑞，此人绝对清廉，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极度偏执的态度，包括对待皇帝。比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他就给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上了一道《治安疏》，历数其迷信道教，生活奢靡，不理朝政等行为。朱老板很自然地就出离愤怒了，不过以海瑞的那种毫不留情的口气，谁看了都会气晕过去的。但没有人把海瑞怎么样，只是关进监狱，然后就有FANS般的狱卒好生伺候着了。十个月以后，明穆宗朱载垕（隆庆）继位，海瑞立即被释放，并由原先的户部云南司主事（最多是县处级）升至尚宝丞（掌管皇帝御玺的官员，至少是司局级）。就算是那个被气的够呛的朱厚熜（嘉靖），也是在气过之后，又把《治安疏》反复阅读了好多遍，接着感叹：“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说明在明朝，并不是铁板一样的绝对君主专制，而是君主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一种相互制衡，而士大夫集团有一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道统，君主必须时刻为之忌惮，并且是一丝一毫都不敢公开反对的。

再看看清朝的情况，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县令因追收税款与苏州当地士人发生冲突，引起金圣叹等一百多士人前往江苏巡抚朱国治处上访。然而，满清统治集团并未对应负责任的官员做任何处理，反倒是逮捕了为首的七个士人，将金圣叹直接斩首，财产充公，家属发配到东北蛮荒之地。其实，满清统治集团的心里面也许是明白的，但他们这个时候考虑的是要利用这件事，来把全国的士人都给吓破胆，让全国的士人以后都老老实实地做奴才，毫无原则的服从主子的每一句话，只知道“主子的圣明”，而不管对与错。

通过以上两段的比较，可见清朝的皇权是何等的腐朽和肆无忌惮了。这正是我们国家最终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主要原因。所以说今天我们仍需要深刻反省和认真思考。在最近的几百年，我们遗失了自信、勇敢、奋进、开放这些先进民族所应当具有的品质，反倒是迷信、盲从、懦弱、恐怖这些糟粕在不断发酵，这是一道坎，必须跨过，否则，连继续在原地打转都将不再可能，直接就掉到深渊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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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朱元璋出生于较底层的农家，加之元朝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甚至以“没文化”为荣，所以农村的起名也就比较随便，直接拿兄弟姐妹排行的序号，或是农历生日的日期就使用了，比如朱元璋父亲的名字就叫做“朱五四”，祖父的名字就叫做“朱初一”，曾祖父的名字就叫做“朱四九”，再网上一辈则叫做“朱百六”。当然，与现如今有些当上了小美发店“设计总监”，原名为“狗蛋”，工作用名已改为“Peter”的老师们一样，朱元璋在小有成就之后，也给自己的父亲改了个名字叫做“朱世珍”，然后记入帝王家谱，就是不知道这算不算“没大没小”。

注2：璋是一种玉做的锋利武器，形似玉圭。

注3：朱常洵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受封为福王，封地在洛阳，封赏之巨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或许这是万历无法将其立为太子，为其做出的一种补偿吧。不过，朱常洵在封地享乐28年之后，也就是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率军攻破洛阳城，据未经正史认可的书籍记载，李自成手下有好事者，把福王和从其后花园搜出的梅花鹿放到一个大锅里，创新出一桌“福禄宴”来。

注4：据有关史料记载，满清入关时，满清方军事人员大约有32-34万（包括4-6万满族八旗，2万蒙古八旗，26万汉军八旗），而就整个东北地区的人口来看（包括入关和继续留在当地的），满族人口最宽松的估算也就100万左右。明朝末期全国“户籍人口”（纳税名册上的）有5000多万，但明朝中后期隐瞒人口以逃税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朱元璋所创立的“黄册”记载与实际人口数的比例，可能都在1:2到1:3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汉族人口数量估计在1亿以上，也就是说，满汉人口数量比在1:100以上。

注5：这里的“效忠”指的是一种人身依附和结党营私的关系，而不是现代法制国家运行过程中的“宣誓效忠”国家或法律这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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