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2-权谋上有种办法叫做裹挟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讲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说这场改革不仅在当时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反对，而且在后来的差不多一千年里（一直到清朝末期，20世纪初，大致在‘预备立宪’前后的样子），仍持续不断地被无数保守主义者反复批判。

当时行者还真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很简单地以为，敢跟宰相级别的高官，宋神宗御前的头号大红人——王文公（王安石去世后的谥号为‘文’）过不去的，唯有司马光及其手下一群小喽啰而已。而据史料记载，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就主动离开了首都开封，搬到洛阳，闭门著述，居然坚持了十五年，终于弄出一部巨著《资治通鉴》来。《资治通鉴》在学术上的成就绝对是很了不起，同时，也融入了大量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思想倾向，不过，这都还是士大夫之间相当文明的“骂仗”，主要是搞一些理论方面的辩战，从不动手，更没有任何阴谋诡计的成分。

但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些大儒陆续离世之后，尤其是在宋朝这个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日渐没落的封建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日益保守的封建统治集团，也包括附庸于此统治集团，主要为其“糊墙”（巩固地位）和“刷漆”（粉饰太平）的各色人等，就不那么理性、客观地来叙述和评论王安石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对当代的借鉴，以及这些事情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影响了。比如著名的“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在其第三卷和第四卷（章节），就硬是杜撰了两篇故事。其中第三卷叫做《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总的来说还可以局限于“拉偏架”的范畴，小小地揶揄王安石一把的。但是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基本上就已经演变为满嘴跑火车的状态，甚至还编出了一个农村老妇人借喂猪和喂鸡之机，大骂王安石，将其比作家禽家畜，并且被王安石给看见，以至于气至半死的场景。其实“三言二拍”里面大部分文章的水平都还可以，但有了这么些个糟粕，整本书也被带下了水，弄得后世不少文艺评论家，总是喜欢揪住这一点大加鞭挞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合元明时期社会上某些低素质群体的口味，或者是为了迎合前面所说的那些日渐堕落的统治集团的需要，总之，原本挺像样的一本文学作品，瞬间沦为了街头小摊上的“通俗”出版物，真是让人很是遗憾哪。

当然，《警世通言》之类的元明清时期小说里面，夹杂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作品，也是与其成书时代的整体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网上有人说，中国的基本历史脉络为：侠义的春秋战国，豪迈的秦汉，自信的隋唐，文雅的宋，然后，就只剩下流氓的明，以及奴才的清了。也就是说，尽管在某些经济乃至科技指标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思想文化方面的停滞甚至是倒退，将成为一个民族迅速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最大障碍。

常常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这句话，但行者进一步认为，最早可以追朔到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努力失败之时，最晚也不能超过形形色色的诸人将王安石定为批判的靶子之际。比如说王安石去世半个世纪以后的朱熹（王安石生卒时间为1021-1086年，朱熹的生卒时间为1130-1200年），就采取了断章取义和曲解的方法，把王安石的财政政策和理财思想定义为“聚敛害民”、“剥民生利”之道，压根无视王安石一直都在极力维护中小自耕农利益，打击兼并土地的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努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王安石-陆九渊（象山先生）-王守仁（阳明先生）”这一脉的思想理论，与“程颢程颐-朱熹”这一脉的思想理论，不过是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时期，自然分化出来的两大流派而已，但就有那么一些人，硬是要将其庸俗化、政治化，甚至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或是当做攻击对手的工具，最终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祸害。

“政治”只是一个中性词，只代表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学说。但“权谋”就完完全全是一个贬义词了，至少包括了狭隘的利益，也包括某些实在见不得人，经不起推敲、考量的东西。单纯的“政治斗争”，不过是争夺国家管理权的问题，成功者并不是为了将权力变为私有财产，而失败者也不见得有什么极其悲惨的后果，比如司马光可以跑到洛阳去写书，又比如苏轼也可以退到浙江、湖北等地区“避避风头”。然而“权斗”的后果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失败者很可能连“成王败寇”的待遇都享受不到，不说肉体上消灭，至少也得在精神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可以说，政治能力的悄然退化，权谋崇拜的日益盛行，使得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的后期，逐渐落后于整个世界的大潮流，同时将先前已经保持了1500年的绝对优势（秦朝-南宋）丧失殆尽。

权谋手段深入到国家与社会的更深层次之后，还引出了裹挟这个恶魔，也就是说偶尔出现变革的苗头，立即就会被悍然扼杀掉，而且还会有人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你们所面临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这个变革的苗头所致，而化解这些困难与痛苦的方法，莫过于继续坚持旧有的体制，跟着我们走，听我们的话，与我们一起来反对所有变革的动向。比如现在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奇葩理论，说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而有的单位领导还会误导职工说，你们福利的降低，都是由当今的改革所致，是“上面”要跟你们过不去。但也有人发现，单位的经营收益一直在上升，任务目标也在年年加码，但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究竟是在忽悠谁呢？是想背着“上面”继续把好处往自己的兜里装，还是想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给“上面”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上面”取消变革的计划呢？

我们国家的假道学向来不缺乏，前面所说的那位名人朱熹，同时也是假道学的著名典型。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诬陷台州知府唐仲友有风化之罪，指使黄岩通判抓捕官妓严蕊，严刑逼供长达两个多月，虽手段称得上丧心病狂，却只得到一句“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的供词，使得当时朝野内外，包括皇帝，对朱熹都充满了轻蔑和鄙视。而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其中就包括诱引两名尼姑为妾，与儿媳偷情并致其怀孕的内容，最终导致朱熹被罢官，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流放。

关键时候，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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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之《金缕曲》

寂寞千年久。更谁能，推心置腹，呼朋唤友。自古英才多奇志，不信蝇营狗苟。是与非，惟天知否。问道人心何所见，却原来，只是跟风走。真心话，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想当年，神州陆沉，举国悲愁。只取临川成一梦，怎奈杯中残酒。看群贤，争说肥瘦。毕竟文章惊海内，且由他，覆雨翻云手。知己在，何所有。

注：解玺璋是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记）的译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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