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要紧的问题还是思想解放

最近网上有两篇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一篇名为《社科院学者军刊发文批<炎黄春秋>，指其‘集中攻击GCD’》（详见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8059），而第二篇则是另一个角度的报道，名为《批而不倒的<炎黄春秋>》（详见 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50606-488405）。

这两篇新闻或多或少地都涉及到杨继绳先生，并且杨老先生被普遍认为是《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最近屡屡碰上麻烦的重要因素。其实杨老先生真的是很比窦娥还冤哪，单从年龄角度来说，都已经75岁了，实在算不得有心力和能力与某些跳梁小丑们继续比试翻筋斗的时候。不过，据说大概是因为他还“挂”着《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具体不是很清楚，或许只是编委会成员之一）的“名头”，居然还被“有关部门”给勒令退出编辑部。

【行者】个人猜想，也许杨老先生还算的上是一面旗帜——“鼓吹”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旗帜。打仗时不都讲究要“拔旗”吗，有些人可能是认为把杨老先生给赶走了（然而实际情况好像是，他早就自己回家享清福去了），便会立即少了很多继续不遗余力“鼓吹”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声音来。呵呵，这里我们只能说“呵呵”，因为实在是可笑的很~~~

当然，在"XWCBGD砖家总局"里面，有一帮官老爷们向来比一般人要“敏感”的多。比如前段时间，TA们就悍然下令禁绝了互联网渠道的所有电视节目，据说是担心再没有人交钱给电视台。这种对新事物、新情况和新技术的无限“恐惧”实在是让人汗颜，更何况这居然是一群庙堂之上执掌着最新领域发展方向的“肉食者”们。

最早了解到杨老先生的大名，差不多是在2003年上大三的时候。那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相当有理想、有抱负的，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变化，也绝对是充满了热爱与崇敬。直到十年之后（2013年），全国人民热热闹闹庆祝改革开放三十五周年之时，我们仍有同学保持着当年的那种“赤子之心”，在博客中写下要继续积极投身这伟大的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之类的话语来。记得在北京读书的那些年，每到秋天，地坛公园都会如期举办大规模图书展销活动，这是在京各大高校学生的超级福音，因为不仅品种特别多，让利和折扣也特别大，尤其是最后一两天，部分出版社简直就是在半卖半送了。我正是在200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无意中发现了杨继绳先生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买回去以后，愈发觉得值，不光是交易价格，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质量（详细信息请访问 /Youth/Html/Blog/1/200406051455.html），以至于在后来的几个月，周边宿舍无数同学口口相传，争相借阅，结果最后不知道给弄到哪里去了。

说实在话，杨继绳先生的著作汗牛充栋，我却只认真阅读过这一本《邓小平时代》。不过，这本书【行者】倒是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过两遍：2003年刚买到时，以及2006-2008年在大别山里（金寨）工作时。此外，为对比阅读美国历史学家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在2014年又重新翻阅了杨继绳先生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客观的说，杨老先生最近二十多年遭遇了不少挫折，吃了不少苦，但是， 他始终对改革开放这个事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一直为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大声呼喊着。

最初，我们都以为，杨老先生能写出这么有深度的文章，应该是某个高级研究机构的，比如党史办，或者社科院之类的。但是在后来发现，杨老先生的主业竟然是新华社记者和编辑。这不禁让我们更增添了不少崇敬，时常感叹他能够在繁重的采访和编辑工作之余，做这么多如此深入的思考与分析，真称得上为了改革开放事业殚精竭虑。再后来，随着各类媒体的进一步发达，以及社会舆论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又渐渐发现很多成就其实与个人的本职工作没有绝对的联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看起来高高在上的“砖家”，却时不时冒出一些奇特的想法，甚至为了迎合某些利益集团的需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简直都忘了是广大人民群众“供养”了TA和TA的单位。

当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在“学术研究和讨论”方面一般不应当设置什么“禁区”，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不过，作为中国顶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为了某种狭隘的利益，在全国性的大报上，使用好像还带了那么些个“文革色彩”的“文斗”语气，攻击另一家全国性的杂志，这种行为本身就显得不那么文明，或者说是不那么理性了。甚至，还可能会让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浮想联翩，比如在想是不是有人已经歇斯底里、狗急跳墙了呢？又比如在想是不是有军人打算“接管”舆论和意识形态管理这项工作了呢？这些想法，其实都不应当被衍生出来的，毕竟现在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改革开放都已经三十多年了嘛。

说到改革开放都已经有三十多年，我们又不禁不感叹，我们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现如今绝对没的说，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么些年来实在是没有什么长劲。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曾经提出过，研究过和试探过，但一直没有能够全面铺开，以至于变得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科技和教育体制等多个方面改革向深入推进的重要障碍。

所以，习大大组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目的就在于改变过去那种更多的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色彩的修修补补，试图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推进。这也是历史的选择，因为在前面数十年的历程，容易做的都做完了，剩下的只有些最硬的骨头，不硬着头皮啃也不行，再没有其它稍微轻松些的下牙处了，而人民群众的期望值正在日益高涨，不快点向前进都绝不答应呢。

同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随着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传统利益集团被触及，势必引起愈加强烈的反弹，以及隐蔽性、迷惑性更强的破坏活动。比如有人就在大肆宣传，特权，等级观念，对上级的迷信和无条件服从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过去都是这样的，现在和未来也需要继续这样，以便维持一种“稳定”的局面。又比如有人在不断的误导中下层群众，把腐败等现象硬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然后说消除腐败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让文革复辟。还有人顽固的反对一切新事物，同时反对一切外来文明成果，认为凡是自己不满意的，都是“大毒草”，甚至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时不时夹带些“私货”，比如在口口声声说净化“黄毒”的时候，“捎带”把更多数量的时事类、评论类、研究类媒体都给解决掉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某些管理者，思想上真的是有些问题，一是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而外面的一切都充满了“危险”，不能有任何接触，二是认为当下的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再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三是认为广大群众越来越刁蛮，乱七八糟的想法越来越多，甚至希望像朝鲜那样，把国家都给封闭起来，以便达到老子所倡导的那种千百年不变，绝对“安定团结”的局面。

要说这种想法还真的是很可怕，让人不禁想起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清王朝。那时中国的国力在全世界依然是不可一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僚阶层的自信心也膨胀到了极点。但西方过来的第一位特使——马戛尔尼，通过几天的旅行（1792年），就发现了这个“老大帝国”内部蕴藏的无数严重问题，并确信在未来的某场真刀真枪的斗争中，分分钟便可以把这个庞然大物给撂倒。而四十多年后（1840年），英国的第一支侵略军，没经过多少场真正的战斗，大部分时间是在使用恐吓手段，就使得中国官僚集团的大部分人，都给吓破了胆。

因此，现在最要紧的问题还是思想解放，并且是在彻底摒弃固化思维，摒弃狭隘利益基础上的思想解放。比如在过去，很多人对上级总是充满了“崇敬”，甚至演变为一种“畏惧”，但现在看来，过度地强调一种所谓的“上级的控制力”，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容易沦为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搞专制的工具，最终远远背离“民主集中制”的正常轨道。

就法律和政策层面来说，文革这段历史，早已被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88/4854598.html）给明确否定了。然而在直到今天的无数具体实践中，总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个人或集团，妄图以明显或带有一定隐蔽性/迷惑性的方式，冲击着三十多年前这份决议的实际执行力。有的人也许是怀念那个绝大多数人不堪回首的时代，但也有的人并不是对那个时代的全部内容感兴趣，而只是想维持一种腐朽没落的体制机制，也就是网上常被提及的“在根本上并不坚决反对不合理的体制，而是想在某种不合理的体制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也是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宣传教育，整个社会仍未能完全摆脱文革阴影，时不时有人跳出来高唱“极左”论调，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有推动改革的愿望，却总是因此而投鼠忌器的重要原因。打个或许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德国正是因为对过去纳粹的问题进行了最深刻的反省，使其已经获得全世界的原谅，并迅速回归到“正常国家”的轨道，而日本一直没有认真的、真正的做一些思考和分析，并采取全面的、彻底的改进措施，结果始终陷在历史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我们国家也应当从这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中吸取经验教训，壮士断腕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句“纯粹”的豪言壮语，而是需要在一点一滴中做出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信仰的先进执政党，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尤其要起到带头作用。

如果说连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民众都在鄙视和嘲笑我们不民主，很保守，很落后的话，那么就应当主动的反思一下，这是否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不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残留和变异。这是改革开放到今天，面向未来，我们最需要冷静、客观地想一想的重大问题，如果说还是像过去那样满足于有限的进步，那可能会逐渐背离全世界一齐向前看的潮流，而如果可以成功越过这个坎儿，前面的道路将相当光明，同时会站到一个极高的新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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